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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耶鲁大学校长、中国的大学与雅典网友Joanna——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大学

龙城飞将


　　我在博客上转帖了一篇文章《前耶鲁大学校长：中国大学是世界最大的笑话》，文章提交者：余何，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文章里讲道：“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雅典学园博友Joanna提交评论说，《环球时报》致电耶鲁大学校方说过，该校学报从未刊登过传闻中的这篇文章。近期耶鲁大学校刊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大学的内容。一篇名为《戳穿谎言：“耶鲁大学校长撰文”是如何形成的？》的网文揭开了谜团：此文是用1987年施密德特在耶鲁开学典礼上的演讲移花接木拼凑而成的。“在亲爱的博主发文前一个月，即2月4日，正牌耶鲁大学校长Richard Levin告诉英国卫报，中国大学将很快超越世界顶级名校。谎话是说不得的，除非您很enjoy被戳穿的感觉。”

　　我不知道他/她称谁为“亲爱的”，若他/她是一位靓女，并且是称呼我，那我是受宠若惊。又不知“您很enjoy被戳穿的感觉”是指我还是别的谁，我们被戳穿了什么？

　　我上了该博友的博客，读了他/她的一些文章，发现他/她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精古文，通西语。自己的文章与给别人的留言时均不乏有深厚的功底与幽默辛辣的风格。特别是他/她的一篇博文：《看一个“法学家”以无知和无耻来诽谤孔子》批评贺卫方也是具备了这样的特点。

　　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本书名叫《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似乎说德国某博士或教授的大作，该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与实施的效果，曾经引起许多国人的共鸣。支持的人认为该书切中时弊，是一本好书。后来有人爆料证明说，该书是伪作，并非译自国外，而是出自国人之手。但不管怎样，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关于前耶鲁大学校长的高论及博友Joanna我想有如下感想：

一、 关于文章的真伪问题的考证

　　博友Joanna对文章的真伪作了如下考证：《环球时报》致电耶鲁大学进行询问，该校对文章予以否认。一篇网文解开谜团：此文是用1987年施密德特在耶鲁开学典礼上的演讲移花接木拼凑而成的。
　　博友Joanna考证给了我们这样的路径：耶鲁大学学报没有发表这样的文章，这文章是用耶鲁大学前校长13年前在耶鲁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拼凑”而成的。根据Joanna的考证，我们可否这样理解：耶鲁大学前校长确实是说了这样评论中国大学的话，网上流传并非空穴来风？
　　如果是这样，“谎话”被戳穿就不知从何说起了。

二、 如何看待“前耶鲁大学校长”的高论：

　　这篇文章我是转帖的，若原文是一篇文章，相信转帖者也是经过编辑的。编辑者把高论小结为七个观点，我们的重心应当是考虑这些观点是否针砭到中国大学之弊：
　　1、“做大做强”就是“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学者退休……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校长“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
　　2、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是把＀“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3、近年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是大学教育的失败”，我们“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4、中国大学的“官本位”下，“权力主宰一切”，“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
　　5、针对大学生就业难，“大学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否则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6、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是一种骇人听闻的腐败”，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7、最后，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我认为该文讲到的主要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即他的文章道出了中国大学的弊端。其实，这篇文章是不是前耶鲁大学校长在该校学报上发表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章所讲的是不是真话，是不是值得我们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大学教育进行反思。从这个角度看，这篇文章有点类似“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大学”。

三、 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的大学

　　伟大的经济学家、伦理学家斯密讲过，企业家都是经济人，他们在向社会提供合格产品的同时赚取合理的利润。他的观点，即把他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结合起来看，类似中国人所讲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或者“君子好财，取之有道”。但如果不择手段，就变成了近时代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与批判的“机会主义者”，也就是为了自己，不择手段，走到了道德谴责的地步，甚至犯罪的边缘。“经济人”是中性词，“机会主义者”却带有批判的色彩。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的大学，别有一番滋味。中国的大学，是一种生产过程，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它们输入的是作为原材料的新生和教育资源，包括校舍、教师的劳动等，输出的合格的可以服务于社会的人才。中国的大学也追求利益，可以用“经济人”来解释。它们所追求的利益既包括直接的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社会）利益等。
　　大学中的官僚更是这样。“经济人”很容易滑到“机会主义”上面去。例如，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但人民政府的官员却是为自己的人民币服务。大学是“经济人”，大学的官僚、博导等却多是“机会主义者”。正因为如此，才有博士的利益链条，有的博导成了学术包工头，有的博士成了学术包工头的“奴隶”，学生做课题，博导拿钱，有的博士为了毕业要跳楼。这种利益链条又是大鱼吃小鱼式的，所以又可以称为生物链条。而且这是不守社会规则和道德底线的，是一种鲨鱼横行的不平衡的生物链条。在链条的最底端，是最弱的，只有被吃的份，没有吃别人的机会。

　　2010-3-18
　　作者博客：http://www.yadian.cc/people/6493/0/
　　　　　　　 http://blog.sina.com.cn/rss/zjysino20080207.xml


化解公司治理危机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为笔者的一次企业对话峰会发言稿，后被《人力资源》杂志刊于2003年7期



症状：日本模式、美国模式相继触礁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乐观的观察家预言全球经济的微观依托——公司治理——将会更加稳固、健康，从而支撑起新一轮的“经济旭日时代”。但随之而来的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新世纪的旭日升起来了，全球经济的旭日却没有升起来，相反，曾分别令东方人和西方人引以为豪的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相继触礁！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正迅速蔓延。
这场危机先从东方的日本模式开端。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就露出了弊病，许多企业（包括一些跻身世界500强的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同属日本模式之体系的韩国，也表现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时的经济评论家认为它的总根源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认为金融危机过去之后，日本模式会重振雄风。但到目前为止，5年时间过去了，亚洲金融危机早已结束，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没有像预料的那样“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而很快重新焕发活力”，反而长病不起，不见明显好转。这充分证明，日本模式的病因并不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于其本身的缺陷。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但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中，东方的日本模式固然不再亮了，而西方的美国模式也随之不亮了。正当西方嘲笑日本模式陷入泥潭、庆幸美国模式安然无恙时，危机实际上已经站在了美国模式的门口。美国模式的危机从纳斯达克股市上开始爆发，很快波及整个IT领域，进而蔓延到其它高科技领域：传统电信业、电器制造业、生物工程业、制药业等等。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8月4日特别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就是针对这场公司治理危机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根源：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
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危机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司法部“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日本模式、美国模式都走了极端，前者过于夸大“内在品德”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后者过于夸大“外在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二者都对自己的管理文化过于崇拜、自足，以至于患上了“管理偏食挑食症”，长期“营养单一”，终于导致这场公司治理危机的大爆发。
虽然公司的“委托代理”之初衷是为了提高经营效益，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其它因素的影响，往往结果并非如此，甚至反而降低了经营效益。
1、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实际控制着公司，在具体经营过程中，他们掌握着大量的有效信息，而所有者并不知道这些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状态下，经营者往往利用信息优势来采取利己行为，以谋求私利（而不是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满足。
2、实际经营过程难以监控。所有者囿于时间和精力，不可能对经营者进行全方位、整过程的监控，不可能确切知道经营者是否尽了力、是否利用职权之便损公利私。而如果强行进行监控，其成本也高得不可接受，比所有者亲自经营的成本还要高。
3、经营的行为理性。在“经济人理性”法则的支配下，经营者有自己的效用函数，他们追求的是自身利益，例如个人收入、在职消费、公司规模、自我名望等等。经营者的利益往往与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不受监控的条件下，他们会损害后者而满足前者。
求解：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
公司治理的问题，在西方每个市场化的国家里都存在，并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解决对策。传统上认为，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适合西方和东方各自的人文环境，没必要互相移植嫁接。但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打破了传统观念，把二者的弊端都曝露了出来。事实已经证明：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区分西方东方，单纯的美国模式或日本模式都有其缺陷，理想的解决之道应是二者的互融，即美国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嫁接。
美国模式的精髓在于以下方面：（1）利益均沾。在“社会契约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模式注重用“利”去规范人的行为。因此，它在公司利益分配上做得很好，鼓励经营者拥有本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它认为这样能激励经营者以“所有者的心态”去积极关心公司利益，从而减少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投机行为、利私行为。（2）制度化外在约束。美国模式在公司制度化建设上做得很出色，用完美的制度对经营者进行外在约束。
与此同时，美国模式的缺陷在于：（1）在现代公司里，所有权往往比较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虽然经营者也因“利益均沾”而拥有本公司股份、是公司所有者之一，但在实际经营中，经营者通过损公利私而获得的收益可能远高于自己作为公司所有者而得到的收益。也就是说，即使公司垮了，他们所损失的所有者权益也远小于他们通过损公利私而捞取的利益；更何况由于有众多的其他所有者在支撑着公司，公司并不会因此而很快垮掉，他们还能继续得到自己作为所有者而享有的利益。在这种利害权衡之下，经营者往往并不因为自己持有本公司股份而真正完全以“所有者的心态”去关心公司利益，他们仍可能损公利私。（2）不论制度多么完善，终归由具体的人去执行，如果经营者的内在道德约束不强，他们就仍然能运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和职权之便，通过种种手段侵害公司利益和其他所有者利益。安然事件就是明证，连美国总统布什也承认“美国的制度文明并不能完全解决各种问题”，2002年8月4日，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试图弥补这一缺陷。
日本模式的精髓在于东方儒家文化的内在约束，通过经营者对自身的收入、地位、社会评价、法律责任等的关心，来激励或约束其行为。日本大多数企业都实行“非重大责任终身聘用制”，注重劳资关系的长期稳定忠诚，通过这种“熟人式公司关系”来督促经营者尽心尽力。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不注重“利”（利益均沾），而注重“义”（个人名望和社会责任之类）。由于日本有集体主义传统，这种模式因而能够顺利运转，为日本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日本模式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义”上，过于依重经营者的内在约束，这在现代市场观念和经济人理性的法则下显得缺乏刚性，“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刘大洪教授的这个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日本模式的致命伤。日本模式建立在“君子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美国模式则建立在“中等偏下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
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面临着选择何种类型的公司治理结构之迫切任务。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使我们认识到：传统的日本模式或美国模式都不是理想的选择，我国在设计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时，应兼采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把美式文化嫁接到儒家文化上，形成“利义共举、外内兼修、法德并重”的公司治理结构。
实证：具体案例及评析
香港处于中西方化的交汇处，美式文化和儒家文化共存于此。正因有此特殊背景，使许多香港公司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即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我们可以从中选择一个典型实证案例：香港永诚实业集团。“制度引导人、品德塑造人，利益激励人、荣誉约束人。”在这种公司治理哲学的指导下，它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1、有恒产者有恒心。刘孟奇董事长深受美式文化的熏陶，注重公司的“利益均沾”，推行人才股票期权计划、员工持股计划，鼓励每个核心人才和优秀员工都成为公司的股东，使他们拥有“恒产”，跟公司利益与共、风雨同舟，这样就能产生为公司服务的“恒心”。
2、信用既是一种环境，也是一种品德。在对外商务活动中，与合作伙伴互守诚信，注重双方之间的利益均衡，尤其是给商业链条的下游环节（经销商）留出足够的利润空间。在美国，由于制度的因素，信用是一种外在化的东西，即“信用环境”，这固然很好，但还要强调个人的内在因素，即儒家文化的“信用品德”。
3、不分贵贱一碗酒。这句话来源于水浒，虽然听起来很通俗，便实际上它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不分贵贱”是一种“义”，是儒家文化在管理中的运用；“一碗酒”是一种“利”，让每个参与者（经销商、员工、股东）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它是美式文化的体现。二者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如果只有“不分贵贱”，连肚子都填不饱，水浒梁山也不可能吸引那么多英雄好汉；如果只有“一碗酒”，就成了松散的集合，还不如投靠宋朝能喝两碗、三碗、甚至更多碗酒。
4、不设CEO。CEO被炒得沸沸扬扬，仿佛没有CEO就不是现代公司。但永诚集团一直清醒地置身其外，坚持不设CEO。后来的实践证明了其先见的洞察力。在CEO盛行的美国，近年来连续爆出CEO丑闻，为什么？因为CEO集多权于一身，其权力失去制衡和有效监督，更易滋生腐败风险。
5、“三名主义”与软手铐。名企、名牌、名人，此为“三名主义”。永诚集团尤其注重“名人”，这可以有效激发人的荣誉心，利用儒家文化的“义”来治理公司。“名人”当然分范围阶梯，有公开的社会名人（主要是核心经营者、工程师等）、内部的公司名人两类。如果说经济利益是“金手铐”，那么，荣誉就是“软手铐”。两种手铐并用，能从利和义、外和内、制度和道德上激励、约束经营者及其他员工。
6、经营者梯形持股与背叛成本。经营者持股并不是“一持就灵”，如果份额太少，如前文所析，就仍然达不到有效约束经营者之目的。永诚集团实行“梯形持股”，即：经营者收益分两部分，一是现金薪酬，一是公司股份，越是高层经营者，其现金薪酬的比例就越低，股份分配的比例就越高。这样，把各个层级的经营者的利益都与公司捆绑成一体，使其所持股份足以约束其行为，提高其“背叛成本”，能比较有效地防范经营者对公司的背叛。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