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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减刑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重要经验。然而，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反映，自今年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减刑专项检查活动以来，发现违法减刑13961人，纠正4331人。为杜绝违法减刑，促进罪犯积极改造，悔过自新，减少监管工作难度。笔者认为，查找减刑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是一剂好的药方。
一、减刑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案件法律文书内容过于简单，个别案件材料不全
由于案件数量过多，为减少减刑工作中不必要的重复劳作，几个相关的业务庭均制作了合议笔录、结案报告、审批表等制式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办案进度。但是，有些案件的法律文书内容过于简单，如没有记录呈请减刑的罪犯是否在一线劳作、法院改变监狱意见的理由、上一次减刑的时间等与减刑有关的重要内容；有的合议笔录简单到只记载承办人的减刑意见，对于承办人提出减刑的理由以及合议庭其他成员同意或不同意承办人意见的根据只字不提，甚至连合议庭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也未能体现。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案卷本身无法反映出案件审理工作的全貌。有的减刑案件合议笔录的字迹很难辨认，对于审判员发表的是什么意见，不能一目了然看出来，要靠推敲和猜想；也有个别案件，因工作疏忽，案件材料不全，存在没有呈批表，该由庭长审批的庭长没有签字，案件做撤卷处理而合议笔录却未反映等现象。
（二）个别案件的减刑超过地方法规的减刑幅度
通过调研发现，存在减刑案件呈报减刑的意见明显超过了地方法规有关减刑幅度的规定，而承办法院均按照监狱意见予以减刑，与地方法规存在冲突。并且地方法规本身存在自相矛盾性，既不利于实际操作，也不利于维护法律尊严。
有些案件，未能准确适用地方法规中关于剩余刑的规定。
（三）根据地方法规的规定，对于余刑在两年以下的罪犯，具有突出悔改表现、立功表现或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一次减去余刑，但罪犯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这样做，既符合减刑工作的总体精神，又有利于减轻罪犯羁押场所的压力。但是有的法院对于减刑条件的理解过于机械，对服刑时间较长监狱报减余刑的罪犯，特别是余刑仅剩几个月的罪犯，没有裁定减去余刑，而是留下尾巴，没有给监管部门缓解压力，忽视了审判工作的社会效果。
（四）现行刑法对于减刑的规定比较原则。因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各地情况，制定出各自的细则、实施意见、通知等。各不相同，实质是在地方上，正是这些地方法规真正起着决定作用。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全国统一的法律，也是比较原则。为了确实使减刑制度得以有效正确统一地实施，实践部门亟待全国统一的，可行的实施细则制定、颁行。
（五）减刑审批权和适用程序受到质疑
“了解情况的无权做决定，不了解情况的有决定权”这是实际工作者对减刑工作由监狱负责监管改造，却只有申报权，而法院基本不掌握实际情况，却规定细则、比例、有减刑审批权的一句总结语。罪犯服刑监狱对无期徒刑的减刑建议，在报请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同意后，才提请相应的人民法院审核裁定。
（六）被减刑人员在减刑以后的监督和制约脱节
减刑之后尚有余刑者，如果出现不符合减刑条件的，无法撤销先前的减刑裁定；减刑之后没有余刑，出狱后，如果出现不符合减刑条件的情况，亦无法撤销先前的减刑裁定，收监执行。
（七）把减刑办成“轮流坐庄”制
部分监狱通行也将减刑承报办成“轮流坐庄”，是因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减刑条件，但地方法规人为限制了减刑比例，对够条件但又在比例之外的罪犯，只好排队减刑，违背了减刑本质，导致罪犯产生错误的想法与认识，严重降低减刑的质量。
（八）地方法规人为规定减刑比例普遍和突出，比如20%或30%，严重阻挠了刑法关于减刑的立法精神的实施。
九）在监狱法实施过程中，有些地方存在监狱向人民法院交裁定书成本费，法院要求监狱承担裁定书打印费用的情况。这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做法，与我国司法经费的财政保障体制不相符合。
（十）申诉与减刑问题，保外就医、监外执行与减刑问题
刑法规定减刑条件为悔改表现，而申诉是法律赋予罪犯对有罪判决不服时请求重新审判的权利。罪犯申诉表明其不认罪不服法，但对申诉的罪犯不予减刑，违背保护罪犯基本权利的原则。
监外执行与保外就医的罪犯是否适用减刑，也是争议问题。
二、解决减刑中存在的问题对策
减刑是刑罚执行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减刑工作开展的好坏，不仅关系到监狱部门的工作，而且还涉及到我国执行制度的法制建设问题；不仅关系到现实的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刑罚目的的实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减刑工作需要得到更进一步的重视，迫切需要在理论研究、立法的司法各个环节加以科学化和规范化。
（一）应本着现代刑事政策重视行刑、注重刑罚效益、刑罚公正和罪犯回归社会的精神的趋向，从整体上摒弃人为规定的减刑率，依法适用减刑。应当严格按照刑法的立法原意，建立合法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罪犯健康回归社会，促进刑事司法工作向科学化、国际化的水平发展。
（二）在执行新刑法对罪犯适用减刑的规定的工作中，应在征求全国各省建议的前提下，由全国人大立法、细化《最高法院〈关于减刑规定〉》，应快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可操作的、符合立法精神的统一的减刑实施细则，积极落实对罪犯的减刑工作，消除司法不统一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根据调查，从被减刑者与刑满释放后重新违法犯罪的情况来分析，近几年已获减刑的罪犯的重新犯罪率，低于刑满释放人民的重新犯罪率，因此法院、监狱以及监管部门需要更新观念，不能以偏概全，因担心极个别人可能出问题而影响整个工作的正常进行。解放思想，在严格执法基础上，应当充分发挥减刑的作用。
（四）加强减刑的个别化处遇。对在改造中有重大立功表现，属老弱病残范围内，丧失再危害社会能力等的，应考虑特殊情况，本着立法精神，适当放宽考虑办理减刑。对其放宽期限和程序等变通性适用法律系统明确规制。
对未成年犯罪的减刑，在掌握标准上可比照成年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犯认罪服法，遵守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积极参与学习，完成一定劳动任务的，即可以视为确有悔罪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时间可以相应缩短。
对罪行严重的罪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主犯、累犯的减刑，主要是根据他们的改造表现，同时也要考虑原判决的情况，应当特别慎重，严格掌握。
（五）取消对减刑率的地方规定。有的地方法院明确规定减刑的比率，如规定减刑的比例为20%—30%。对此，应当严格依法办事，而不应规定减刑的具体数量或比例，限制减刑的依法落实，抛弃“行刑人治”的负面影响。
（六）对刑法关于减刑的规定，应当坚持刑罚个别化的观点，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在新时期暴力犯罪猛增、监狱在押犯爆满的严峻形势下，如果坚持片面的或绝对化的观点，不仅对罪犯的改造效果、罪犯对现行法律的认识，还是对于监狱的监管改造以及安全工作都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根据现代刑事政策，法律对犯罪人处以刑罚，并非出于报应，目的在于矫治罪犯，使其回归社会，以达到特殊预防目的。既然已经确认被减刑者确有悔改，释放后不致再危害社会，
以无期徒刑为例，从法理上讲，既然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判刑人就应当被终身监禁；然而在实践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绝少有实际执行终身监禁的，一般都被减刑。如此规定当前所倡导的积极采用减刑及其它非监禁刑，有效促使被判刑人悔过自新、顺利实现再社会化的世界发展趋势相符合。
对于罪犯减刑应考虑规定适当的考验期并且规定若干原则和标准，划定相应的期限，如三至六年，或六到九年，或者就是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作为减刑的考验期。我国假释考验期、国外减刑考验期的规定都可以借鉴。
（七）建议增加规定，对于被减刑的犯罪分子，在减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对此，在办理罪犯减刑工作中，具体操作时不需要事先征求被减刑者所在地公安机关意见，但应当向公安机关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对被减刑者在减刑考验期进行帮教和监管工作，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综合考虑，不能以公安机关能否监督作为减刑的先决条件之一，这样会严重影响减刑的办理，也会束缚监狱管理机关的手脚。在客观上公安机关一票否决制，干涉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因此，在办理减刑案件的过程中，不必事先征求公安机关意见，但要明确其监督帮教职责。
（八）加强对被减刑者的监督。对于罪犯在减刑考验期内是否再对社会产生危害，不仅要由公安机关进行监督。而且要有一定的经济担保，应有担保人进行担保，将监督和帮教工作落实到人，一旦失控，担保人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担保人的连带责任，促使落实减刑期间的监督工作。
（九）迫切需要建立减刑专业监督官队伍。我国目前的刑罚执行存在割裂和混乱的现象，导致衔接和协调不力，而且，对立统一的刑罚执行体系，在司法干警和司法助理员队伍的基础上建立专业的减刑专业监督官队伍，对减刑的罪犯进行有效的监督考察。与此同时，还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考察期间监督官和罪犯的权利义务。此外 ，应当根据预防犯罪和罪犯回归社会的需要建立社会工作者队伍，并加强对社会工作者的培训和支持。
（十）法院及执法部门领导应改变观念，多领会法律的立法原意、精神本质，树立严格依法办案的思想；同时了解个案具体情形，具体案情具体分析。第一线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行观念、执行水准决定执行结果能否忠实立法精神、并且能否符合法律的范围内，适度灵活。
（十一）改革减刑审批权。刑法第79条，刑事诉讼法第221条均规定，减刑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被动地接受监狱部门报送的关于减刑的书面材料，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很少主动去监狱实地了解待减刑罪犯的具体情况。
这种程序的弊端显而易见。第一法院所作的裁定主要根据监狱提请报送的书面材料，这种“书面审”大都没有了解和结合罪犯在监狱的实际表现及具体情况。影响对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和监督措施的落实；第二，法院与监狱部门之间配合的脱节直接影响减刑的贯彻落实，关系到改造质量和罪犯人权的保障；第三，地方法院内部也存在一些限制规定，例如规定一定的减刑率，限制了减刑的适用，使真正得到改造、确有悔罪表现、减刑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无法通过减刑而很好地回归社会；第四，有些法院不仅怕减刑后出现问题担责任，而且有的法院未将办理减刑案件的数量计入每年办案的工作量，影响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对减刑案件的态度处于消极态度。
对此，监狱行使减刑权并未对法院独立审判权构成侵权；赋予监狱减刑权，有利于程序简化，强化监狱监管职能，有效激励罪犯改造；国外许多国家规定监狱具有减刑权值得借鉴。
鉴于目前减刑审批制度的种种弊端，建议借鉴国外做法，改革我国现行减刑审批权。具体在司法部门内设立减刑审批机构，机构人员由法官、检察官、公安和司法部门的代表、律师、有关专家及相关人员组成。
（十二）严格依法办案，提高诉讼效率。刑事诉讼法第222条、监狱法第30条均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减刑建议书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审核裁定，案情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一个月。但是，在实践中减刑案件的办理往往久拖不决。
减刑的及时性是发挥减刑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严格执法、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减刑亦是如此，迟到的正义即非义。价值、公正与效率并重。减刑建议审核期间罪犯的思想高度关注人民法院裁定的结果，如果超过法定裁定期限，不仅会给罪犯本人思想情绪带来波动，同时会影响多数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不利于维护国家行刑司法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也不符合法律规范。
对此，必须严格人民法院审批减刑案件的期限，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
（十三）减刑确定后，裁定书应当即时送达。送达前，发现减刑的事实有出入或者罪犯有违纪、犯罪行为，可能影响减刑的，应当暂停宣告，进行复议。
（十四）改革减刑案件的审理方式。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的审理应当公开进行，改变目前法院书面审理的模式。
公开审理减刑案件不仅有利于正确贯彻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可以在深层次上促进刑罚目的实现。2000年1月28日，河南省开封市中级别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在河南省第一监狱公开审理了3起减刑、假释案件。河南省一监近千名在押人员旁听了此次审理。这是该法院首次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适用公开开庭的形式。据该院副院长平艳明介绍，过去法院对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均采用由执行机关呈报，法院进行书面审理的模式。由于透明度不高，社会上流传许多关于减刑、假释裁定有失公正的说法，这说明旧的模式已不再适合当天工作的需要。这一事例说明，对减刑案件进行公开审理不仅可以消除社会误解，促进服刑人员的改造，而且还可以保障公正执法，排除外来干忧。同时，公开审理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形式。
（十五）完善减刑的撤消制度，保证减刑质量。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对于减刑的适用规定较多，但对于减刑撤消的程序、被减刑者的诉讼权利尚缺乏具体的规定。这既是减刑制度的一个缺陷，也不利于罪犯人权的保障。
　　[案情]

A公司驾驶员驾车与骑自行车的陈某相撞，造成陈某受伤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陈某、A公司负同等责任，陈某遂向法院起诉A公司要求赔偿。陈某经鉴定为颅脑损伤10级伤残，左膝关节损伤10级伤残。后陈某经精神病医院诊断为脑震荡后遗综合症及颅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2008年2月原、被告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和解，并由法院制作了调解书，调解书中载明“陈某已发生的医疗费等损失和尚未发生的续医费损失，由A公司一次性赔偿陈某8万元。A公司至此，对陈某不再承担赔偿责任”。该调解书内容已经履行完毕。后陈某的精神病加重，2009年3月陈某经鉴定为“脑外伤性癫痫、脑外伤性精神障碍、脑外伤后人格改变，且车祸与所患精神疾病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建议每年的续医费为3万元”。伤残等级鉴定为3级伤残，属大部分护理依赖。陈某诉到法院，要求撤销原调解协议。

[分歧]

本案审理中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调解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调解书明确了赔偿金额包括尚未发生的续医费，该调解亦不违反法律规定，调解书不能撤销。第二种意见认为，陈某是在对病情有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的调解协议，应以重大误解为由撤销调解书。第三种意见认为，虽然调解书明确了赔偿金额包括尚未发生的续医费，但由于陈某并没有对其以后的病情有正确的预判，在此情形下签订的调解协议亦不是陈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以调解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即调解违反自愿原则为由撤销调解书。

[评析]

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调解协议，具有契约的性质，但经人民法院确认后即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调解书非出现法定事由、非依法律程序不得撤销。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该条明确了调解书可以撤销的两种情形，第一是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第二是调解内容违反了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只有出现这两种情形，调解书才可以撤销。笔者不赞同第二种意见即以重大误解为由撤销该调解书。“重大误解”是民法上的一个概念，“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行为人因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合同可以撤销，但这也仅适用于合同领域。虽说从通常意义上讲，“重大误解”也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一种情形，但“重大误解”本身并不是调解书可以撤销的事由。

调解的自愿原则从其本意上来看，应重点考查调解是否出于当事人自愿、有没有受到胁迫或非正常的干扰。以上几种情形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该调解并非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者说调解所确认的内容并非当事人内心真正追寻的结果。法律规定违反自愿原则的调解可以撤销，也正是基于这种考量，避免当事人因非真实意思表示而为的调解损害了一方利益，确保调解结果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尽量达到公平公正。结合本案的情况来看，原告陈某签订调解协议时被鉴定为10级伤残，调解书确认的金额8万元也正是基于陈某对病情此种认识的基础上而作出。后陈某的病情加重被确定为3级伤残，按正常的逻辑判断，这明显是陈某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在签订调解协议时陈某能够预见到其以后身体恶化情形，概不会与A公司签订金额为8万元的调解协议。因此，陈某签订8万元调解协议的意思与其真实意思其实是不一致的，法院基于此调解协议而作出的调解书当然也不是陈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调解书可以以违反自愿原则为由予以撤销。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