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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吕春野
［摘要］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自古就是中西方法学所探讨的热点，围绕着两者之间的关系，西方法学诞生了许多的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自然法和分析法为代表，而在中国的法律进化中，主要表现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儒家的道德精神直接体现在法律中。法律和道德既有相同点，也有区别，正确的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各国的立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道德的含义 联系 区别 价值冲突
　　要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必须先理解道德的含义。笼统的说，一提起道德，人们毫无疑问的会将它与善良，美丽，正义，光荣等联系起来，和法律一样，也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通过社会风俗，人们的内心信念来实行。所以将道德理解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源于风俗和习惯，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之间主要靠风俗习惯调整的，从食物分配到婚姻缔结，都体现了风俗习惯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社会关系愈变得复杂，单纯的靠风俗和习惯已不可能完全调整，因此道德便产生了，所以道德的产生并不是抽象的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更不是来源于宗教神学，而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哲学上将道德划入上层建筑，是维护本阶级经济基础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习惯风俗和道德去调整全部的社会关系已不可能，社会需要更有力，更广泛的标准和规范去调整，法律便应运产生。法律的出现，并不是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调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调整方式，调整范围上也有着局限性，道德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法律与道德彼此都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
　　道德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与其内容和特征是分不开的。单从其内容上讲，道德具有价值性。价值，即善，美，正义，光荣，公正等，这是道德最高层次的内容，也是评价人们意愿和行为分得最高标准[1].西方法学中，自然法学派以价值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律，探寻法律时，便更多的将其与道德联系起来，可见道德对法律的评价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道德与习惯的重要区别，看二者是否有价值评价的作用。
　　道德除有价值性以外，还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道德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比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所表达的北美资产阶级对英国统治的道德批判，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道德批评等，都深刻地体现了不同阶级道德对立。第二，道德具有物质制约性，前面提到道德的产生和物质基础是分不开的，它是由社会物质基础决定的，物质基础的变更与发展，道德的性质与内容也相应发展和变更。第三，道德具有共同性，主要体现其内容上，因为道德所具有的正义，善良，美丽等内容符合人们的价值观，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比如，尊重人的尊严与平等，保护环境，互相尊重，拾金不昧，互相帮助等，随着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交往日益密切，道德的共同性也会更加的集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意识，中国法律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儒家化的过程，因此，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也就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因此儒家思想中“德主刑辅”的观念也就体现在中国后世的法律中。例如，孔子认为，好的法律体现一种仁爱精神，另外，它必须起到维护孝道的作用，他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即是对抗当时株连亲属的非人道法律原则的，强调了血缘亲情及孝道的价值。?汉律?中的“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即把“父为子隐”的道德法律化。荀子说：故非礼，是无法也。（?荀子•修身?）。礼，就是道德，意思是说，不合乎礼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也就是说真正的法律必须体现一种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就是“礼”，因此中国封建法制便是一种礼法。
　　在西方，不同于中国。中国是农业大国，能够自给自足，然而西方民族众多，彼此相邻，各国联系主要靠商业，西方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因此调整商品经济领域的私法便十分发达。人们更希望能够在一个自由，平等，公平的环境下自由生活，因此，具有自由，平等，公平精神的道德便推动了法律向这一方向进化。例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在不公平竞争中，近年来由法院和立法机构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必须归因于道德感的增强和提升，以及由此而盛行的这样一种观念，即商业社会必须依靠比道德谴责更为有效的保护手段才能抵制某些应受指责的毫无道德的商业行为。此外，在欺诈性广告领域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2].他认为，一些商业道德是应该赋予法律强制力的。一个最基本的民法原则或商法原则，将一种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因此，从西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西方的法律进化是成功的，至今为许多东方国家所借鉴。
　　前面，我们谈论到中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不同的发展模式，那么法律与道德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表现在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即目的相同，法律与道德同时作为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同时又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历史性，它们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其次，法律与道德在功能上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同属于社会精神文明范畴，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下作用也不相同。以我国为例，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统治者一般比较重视道德的作用，以感化被统治者，然而在暴乱的年代，统治者会更多的采用法律手段来镇压反抗，可以看出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屏障，法制不健全，社会秩序紊乱，导致道德沦丧，反之，如果法律公正严明，平等，同样也可以促进道德教化作用，同时，法律对道德的实施也起到辅助作用，道德通过社会舆论和个人信念保证法律的遵守，同时也可促进司法和执法的公正。道德是预防犯罪的手段，刑罚则是事后的惩罚，道德教育的宣传也可减少犯罪率。一般来讲，违法犯罪的人，有的虽然法律观念不强，但更多的是道德沦丧如杀人，抢劫，纵火等犯罪，大多没有人权观念。盗窃的犯罪大多是想不劳而获，而贪污，渎职等是没有社会责任心或职业道德。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还表现在内容上的趋同。前面，已经提到最早的法律是由道德演化而来，现在，法律与道德相互独立，但法律仍然以道德为基础，法律将道德规范转变为法律规范，把积极的道德标准规定为法律应遵循的准则。如，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前面论述到的商业中发不正当竞争原则，公平原则，尊老爱幼原则，这样原本体现在道德中的义务通过立法予以实现。同时，法律也将某些消极的道德义务通过立法的形式禁止，如禁止诈骗，作伪证，贪污受贿等，违反这些道德，也就违反了法律。因此，一般人仅凭道德常识就可以知道哪些是犯罪行为，哪些不是犯罪行为，不能总是以法盲来解释犯罪的原因，大多数犯罪更是道德沦丧。另一方面，某些法律规范反过来也是一种新的道德规范。如“不许闯红灯，禁止违章建筑，相邻关系等也是一种社会公德。法律禁止黑市交易，禁止不正当竞争，禁止出售假冒伪劣商品，遵守这些规定也是一种商业道德。
　　法律与道德虽然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某些方面具有共同之处，但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上层建筑，不能将法律完全等同于道德，当然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如果把所有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那么法典便成了道德法典，这恰恰不利于人类的进步，因此法律与道德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法律与道德产生的历史与方式不同，从产生的历史过程看，法律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没有法律，而道德风俗则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任何社会都有的行为准则，另外，道德随民族，种族，宗教，习俗的不同而不同，而法律在一国或一定区域内，则是统一的，从他们产生的方式看，法律是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修改和废止的，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才能将本阶级的意志转化为具有国家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而道德则是由人民长期的生活习惯转化而来，法律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更多的依靠社会舆论和人民内心的信念良知来遵守[3].
　　第二，法律与道德适用的范围不同，法律是划分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标准，道德则主要是划分善与恶的界限，这两种界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互相重叠，也可以互相独立，有多种情况：（1）道德所否定的法律也是禁止的。如杀人，放火，投毒等一系列犯罪行为。（2）某些道德规范不否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过失犯罪。（3）道德规范所肯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在封建社会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或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恶法。（4）道德上不提倡，法律却许可，如：离婚，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受家庭暴力迫害而提出离婚，现代法律和道德都是支持的。
　　综上所述，法律与道德所调整和适用的范围，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单就与道德相关的法律而言，这一部分一般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遵守这些法律规定，是道德的起码义务，但是法律不干预或是无法干预道德可以干预。如个人操守品质或是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适用的范围比法律广。那些与道德无关的法律，非道德所能调整，只能由法律调整。如新崛起的经济法律，行政法律，环保法，有的只是程序性的规定，与道德关系较少，或是没有关系，这些法律不像刑法那样仅凭道德就可以判断，因此，从这方面看，法律所调整的范围比道德广。当然，在调整人与自然的法律中，如环保法，并非完全与道德无关，由于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对自然的态度被认为是一个新的道德问题。如乱砍滥伐，大气污染等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也为道德舆论所谴责。总之法律和道德都随人类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发展，调整的范围日益扩大。最后，后果不同，违法道德无非引起两种后果，一是惩罚，在原始社会没有法律，只有道德风俗习惯，原始社会人们自然部落都会形成一些禁忌，他们视违反禁忌为罪，对违反者往往施以各种各样的惩罚，如忏悔，驱逐。二是良心的谴责和社会舆论压力，每个人的良心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如果个人不存在这种良心，甚至无视社会舆论，那么道德规范自然无效。例如，面对一个落水者，一个人有能力抢救而不去实施抢救，如果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无不妥，那么道德对他而言就失去了作用。有时候个人的良心不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而在另一时期，而在另一时期又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而法律则不同，它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当个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并不必考虑违法主体的承受能力，只需根据准则适用法律，做出评价而已，违反法律就要承担法律后果，受法律制裁。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并非完全在强制力的有无，道德的强制力，可以借助社会无形的压力，迫使人民履行道德义务。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说明，法律不是万能的，保障法律实施的强制手段也不是万能的。法律其固有的局限和短处，需要由道德辅助和补充，我们要充分利用法律与道德两种机制加以调整，以形成和维护有序高效公正自由博爱的社会生活方式[4].
　　人们通常会认为，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个人违反了法律也就违反了道德，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他们固然有许多相同点，但毕竟二者性质不同，受民族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表现最强烈之处就是二者的价值冲突。
　　从中国历史上看，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表现尤为剧烈，而对这一冲突的解决往往是法律屈从与道德，在《后汉书》中记载这样一个案例，桥元任齐国丞相时，一孝子为父亲报仇而杀了人，被囚与狱中，桥元得知此事，为其孝行所感动，欲将其释放，但尚未办理此事，主管此案的县令，路芝依法论罪把杀人犯处死了。桥元一气之下便把县令杀了，理由是县令为官酷暴，此案实在耐人寻味，依法办案的县官成了罪犯，被处以死刑，而杀人犯却成了应受宽恕的孝子，受到同情。在道德与法律的天平上，人民明显的把情感的砝码加到了道德的一边。还有一案，在民国时期，烈女施剑翘的父亲参加直奉战争，不幸被孙传芳所俘，孙传芳残忍的杀害了他。时年，二十岁的文弱女子施剑翘立志报仇，精心策划，终于于1935年在天津将孙传芳击毙，然后从容自首。当时的社会舆论无不同情她的行动，一些社会名流如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等纷纷联名上书，要求法院赦免她的罪行。看来道德高于法律的传统一直在中国根深蒂固。今天有关“大义灭亲”的案例也反应了道德的冲突。而在古代，这种冲突是不存在的，今天的法律是不允许大义灭亲的，即使这样，大义灭亲往往是法官量刑时酌定从轻的情节。
　　而在西方有时候却恰恰相反，人民追求法律的正当性高于道德，而走向极端。如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中，所有的证据和杀人动机都能证明是辛普森干的，就是因为警方取证不合法，违法程序法，而且现场所发现的凶手的作案手套与辛普森的手的型号不一样，法庭判辛无罪，虽然“合法”但却为社会道德所不容。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是必然的，它受多方面影响，有时社会也发展的同时，道德亦随之发展，但法律却相对滞后，容易产生冲突。再者，一国移植他国法律，造成现在法与原来的社会道德相冲突，但归根到底，我认为法律与道德之所以会冲突，就是因为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他们固然有一致的一面，但他们的价值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如果是一一对应的，那么法律与道德就会没有区别，就像前面所讲，法典会变成道德法典，社会没有强制力的约束，陷入混乱。
　　法律与道德的价值冲突是必然的，虽然不能完全消灭这种冲突，但尽量应将这种冲突降至最低。首先，道德的建设应与法律的建设同步进行，在立法改革中考虑道德因素，使法律不偏离道德主流。其次，在移植法律过程中，注意与本民族国情相结合。再次加强法制宣传使民众的思维从道德层面升至法律层面。
　　因此，怎样是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才是最关键的。法律所体现的道德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道德又具有法律的性质为人民所遵守，才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最完美的诠释。
　　参考文献
　　[1]张文显 著《法理学》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
　　[2]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法理学 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张文显 著《法理学》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
　　[4]郭道晖著《法理学精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如何建立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

一、商标、商号、域名要相互辉映

商标和商号都是归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可谓是同门兄弟，但是现有的法律规定显然厚此薄彼了，对商标的保护相对完善，而商号却被冷落了。它们分别归属两个部门来注册，商标全国只有一个商标局，无论哪个地方的企业要申请商标，只有向国家商标局申请，那么在全国基本能保证商标的唯一性，但是商号却分别由县以上各地工商局来登记，只能保证商号在县级行政区域内的唯一性。由于商标和商号可以互为注册或登记的特点，一些用心不良者利用了这个一点，将与他人的知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等登记为企业的商号使用，或者将与他人知名企业商号相同或近似的文字等注册为商标使用。企图混淆商品和企业的出处，使人们误认为是同一来源或有相关联系，借用别人的信誉和影响赚取利润。这就是近来国内经常出现的所谓“傍名牌”的另一种惯用的手段。

商标注册程序相当的规范，其注册过程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现不当注册行为，并制止，所以如果将商号注册为商标，很容易被发现并且被制止。如果商标被登记为商号则很不好解决，首先商号登记是不公开的，不易被早期发现，一旦发生尽管法律规定了解决的办法，但是在实践中却非常的难解决。域名的注册程序非常简单，非常低廉的注册费用，使很多不良用心的人大量抢注，以此讹诈企业，域名被抢注并没有引起企业足够的重视，但是域名被抢注的危害同样是巨大的。

对付傍名牌的行为将商标、商号与域名统一起来是个较好的预防措施。这里要特别说明域名问题，域名比较特殊，有很多的后缀，不同的后缀就是一个域名，比如某著名公司注册了以COM为后缀的域名，不良用心者在后面再加CN后缀，使消费者真假莫辩。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只须企业不要吝啬域名注册费用，将这些后缀全部注册就可以。另外现在还可以注册中文域名，中文域名因为公众没有使用习惯，并不受重视，但是却可以直接将公司的商号和商标的中文名称注册，对公司的危害性更大，所以企业从防止侵害的角度应当注册中文的域名。

二、商业秘密与专利紧密结合

商业秘密是保密的，专利是公开的，商业秘密包括技术秘密，两者的关系是商业秘密是保密的技术，而专利是公开的技术。同样是技术为什么要保密，又为什么要公开？什么技术要保密，什么技术要公开（申请专利），如何拿捏这是非常高深的一门学问，这里不专门讨论。这里着重提醒企业专利必须具有新颖性，如果专利在申请以前被公开将破坏新颖性，而失去取得专利的机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某高级官员告诉笔者，他们去日本的汽车制造企业参观，发现很多汽车被遮盖起来，看不到外观，日本的厂商解释说，因为这些汽车的外观还没有申请专利，尽管我国知识产权局的参观者并非汽车设计专家，不担心泄密，但是如果不保护将被视为已经公开而不能获得专利。相比国内的企业就没有这种意识，不要说在开发过程中进行严格保密，有的甚至产品已经对外出售后听说可以申请专利，才想起去申请。所以商业秘密还专利还存在这样的先后关系，专利在申请前需要利用商业秘密进行严格的保密。

三、利用商标加大保护力度

（一）注册商标受保护的力度大于其他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在我国分别由不同的部分主管，其中商标由工商局管，专利由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管，软件著作权有版权管理机构管。每个部门的行政执法的力度是不一样的，现实情况是商标商标主管部门是较强势的，专利局和版权局在县一级并没有机构，而侵权现在已经转移到县城，对于发生在县或者是镇里的专利以及著作权侵权，专利局和版权局是鞭长莫及的。工商局就不一样，是每个县必设机构，甚至在乡镇一级都有其派出机构，查处起来可以深入到乡村。所以商标侵权在实务中更容易受到行政查处，商标受保护的力度显然也比其他知识产权大。

（二）利用商标保护其他知识产权

1．利用注册商标权保护著作权

现在畅销书，都非常容易被盗版。盗版的手法很简单，就是将书通过扫描方式复制一遍。盗版书由于只需要承担印刷费用（大概占到书价的10%），成本非常低，所以其售价可以很低。加之盗版书质量的提升与较昂贵的正版书相比相差并不明显，所以基于上述两个条件，许多人选择购买盗版而非正版书。出版社是最大的受害者，但针对这种情况，出版社却很难打击。出版社对于盗版行为往往非常痛恨，却无能为力，一般只能眼睁睁看着盗版书冲击自己的正版书。对此，本人曾为出版社出主意——由出版社申请商标，最好将出版社的全称注册为商标，这样盗版者盗版时将不可避免地同时要侵犯出版社的商标权。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可归工商局管，如果出版社向工商局举报，那么工商局很容易去查处，侵权者将无所遁形。

2．利用注册商标打击软件盗版

有关数据统计我国软件盗版率高达90%以上，显然是误导普通公众，但是在我国通用软件的盗版率确实比较高。软件被盗版查处更难，软件一般由著作权管理部门来打击侵权行为。由于软件被复制的成本非常低，因此盗版软件对正版软件的冲击力更大。大家都使用微软的OFFICE，WINDOWS软件，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微软将其商标嵌入到每个界面上。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如果有人盗版了微软的这两个软件，不仅仅侵犯微软的著作权，还将同时侵犯微软的商标权，因此微软还可以要求工商局来查处。这是一种较好的保护措施，对于有些软件公司本人也曾经提供过相类似的建议，建议该公司申请商标，并且象微软那样将商标嵌入在每个界面中。这样，如果自己的软件被盗版，那么就可以去找工商局，让工商局进行查处，由此，软件被保护的力度无疑将大为增加。

对于专利产品只要正常使用商标同样可以让专利产品受到商标法的保护。

作者：王律师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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