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韩鸿翔
同国外发达法治国家相比，我国法官素质和公信度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相应的是，我国法官待遇和地位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两个低”是对我国法官在社会生活中身份和地位的真实折射。
一、“两个低”形成的历史原因
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崇尚法治的文化传统，法律意识基础也非常薄弱。相反的是，人治思想基础非常浓厚，“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即为不忠”等等都反映了人们心中君权至上的思想。在诉讼断案方面，老百姓心中也是包公、海瑞等清官情结。其实，人们心中的包公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官，他集警官、检察官、法官和执行官于一身。在包公身上人们所向往的是公道正派和为民做主，而不是现代法治理念所要求的法官居中依法公正裁判、司法为民。司法为民和为民做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为民做主固有含义便是：“父母官”以权力为依托，在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至于权力运行是否合法，是否遵从既定程序，权力运用的方式能否普遍适用，则在所不问。“权大于法”至今仍是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人们对法律（法治）的信仰远不及对权力的信仰。
经过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短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华民国时期，几千年来一直都是在君权至上、法为权用的人治思想传统。既便在1954年我国诞生了第一部宪法后，法治思想的萌芽还未形成，就被后来十年文革的惊涛骇浪所淹没。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才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党的十五大才提出依法治国方略。所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只是近几十年来才提出的。
在这种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支配下，生活实际中，当人们的利益受到侵害而为自己寻求救济之时，通常想到的是找“中间人”来管一管，对于诉讼比较“厌恶”，不到万不得以不为之。在当今，人们对自己权利的救济还有一种中国特色的方式：有矛盾纠纷往往想到的不是找法官，而是上访告状，找“县官”、“市官”、“省官”，甚至“告御状”，即便对法院的判决不满也不例外。人们总希望能换一个更大的“官”来把这些个“小官”管一管，治一治，为自己做主，为自己出气。他们深信“权大于法”。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种原因，但是也不难看出，人治思想在人们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巨大影响，而法治思想在群众中的基础却是多么薄弱。
在中国古代，在职位设置上没有真正意义的法官这一职位。法官和行政长官融为一体，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县、州、道、台等各级长官皆可坐堂问案并依律决讼断狱。现在人民法院的前身向前可一直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在一些地方的农会才成立过审判土豪劣绅的法庭、审判委员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成立过中央最高法院和省、县、区各级裁判部。这是我国司法制度的萌芽。[1]审判机关诞生之初，便是以中央政府对敌斗争工具和对内调解矛盾机关的面孔而出现的，他属于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到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后，人民法院根据规定才不再隶属于政府，不再向其报告工作。但是法院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且当时对法官任职条件、待遇等一系列问题，法律也没有另行规定。现实当中，法官一直是参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管理的。既便2003年《法官法》诞生后，其规定也未被很好地落实。
由于这一系列历史原因，包括法律文化传统因素，至使一直到今日全社会民众看来，法院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政府的一般工作部门并无多大差别；法院工作人员（法官）在整体素质和知识结构方面，与一般公务员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正是这种社会责任和人员素质的无差别，最终决定了待遇方面的无差别。于是，相对国外成熟法治国家而言，我国就出现了法官“两个低”的现状。
二、法官的素质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法官 “两个低” 的现状是适应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还是与之相悖呢？
我国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自此，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建设转向市场经济建设，经济立法数量大量增加。要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宏观调控，国家必须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只有公平才能激发创造力，只有有序才最大限度地避免财力内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要做到公平有序，就必须制定完备的法律，用法律确定各方权益，规范社会秩序。市场经济就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只要存在竞争，就会存在纠纷，要使纠纷在公平有序的环境中得到解决，就离不开法官通过司法程序依法居中裁决。公平合法有序同样也是对政府行为的基本要求。在行政诉讼中，法院还负有审查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的司法裁判权。在历史中形成的，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的格局，正在逐步被打破。可以认为，法院承担的社会职责相对政府的一般行政部门而言，越来越重大了。
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二十年来，全国人大大量立法，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也层出不穷，国务院及各部委、各地方人大、政府的各种法规、规章更是多如牛毛。所规范的内容不限于上文所述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婚姻、家庭、侵权等基本的民事法律，涉及政府各个管理领域的行政法律，以及规范法官和当事人行为的诉讼法律也越来越细化。早期法律秩序通常能够在没有通过适当训练而获得实体法和程序法知识的情况下得经维持。但是，现代社会生活变得愈来愈复杂，法律规范也变得愈来愈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伴随着法律调整的社会生活关系的广泛化和复杂化以及相应对纠纷的解决提出更高的要求，法院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重大，早期的未经培训的经验型法官已逐渐让位于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型法官。不管懂不懂法律，只要进了法院熟悉两年都能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样一来，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的素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纵向比较。
同时，相对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进行横向比较而言，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素质的要求也更为提高，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分析得出：
（一）人之常情，理之所在。法官作为双方当事人纠纷的裁判者，处理纠纷理应比双方当事人看问题更全面、更深刻、更在理、更能服众；否则，就不称为法官。故此，法官的素质相对而言，在总体上应高于检察官、律师、以及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此三者，常常是案件的当事人。
（二）、法官不但是处理纠纷的裁判者，而且是终局裁判者。当人们行为出现侵权、违约或其他不当之时，包括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有违合法性、合理性或正当性之时，相对人可以到法院找法官寻求救济，法官可依法纠正之。可是，如果当法官的行为不当之时，又有谁来纠正。这是司法终局决定的。因此，法官应当是高素质的，既包括能力，也包括良心，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的不当行为。
（三）、现在提倡处理纠纷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两个效果都良好，最终当事人息诉罢访，案结事了。当事人包括的范围太广泛了，一般群众、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行政机关都可能成为当事人。这就要求法官能够针对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人做思想工作，会说理，说的在理，不仅能讲法理，还能讲情理、道理、伦理，并且能讲到当事人的心中。这就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社会经验，高超的表达能力，甚至还要有敏锐的政治智慧。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我国现在的法官的低素质的状况已不能再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官素质亟待提高。那么，法官素质提高到多高才可以？这无法用一个“尺子”去量，但总的目标是达到“令人敬佩”。
三、法官素质与待遇
提高法官素质的方法和渠道有很多，但从根本讲只有两个：一是法院系统内部花费必要的人力物力，提高现任法官素质；二是直接从社会上录用或调入高素质法律人才，逐渐添补法官空缺，逐渐从整体上提高法官素质。第一种方法是解决目前法官素质低的临时举措，从长远来看，第二种方法才是最终提高并保持高素质法律人才从事法官职业的根本之道。道理很明显：法官素质高低不是自己跟自己比，而是相对全社会而言，因此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国家也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吸收高素质人才进入法官队伍。另一面从社会上吸收人才，也使社会人力资源得到合理利用，节约高素质法官产出的投入成本。
当全社会都在要求公平和正义之时，当提高法官素质成为当务之急之时，当法院需要引进、挽留高素质法律人才之时，有关法官待遇的问题就成了一个无法让人回避的问题。我国法官待遇低，已被普遍共认，也已被当前的法官不断流失的实际状况所证实：“近年我国共流失法官1．6万人，其中多数是从西部地区流失的。”“学法律的大学生在毕业就业时首选律师，其次是大公司，最后才是法官。”“律师和法官在待遇等各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2]
根据北京市司法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度北京执业律师已突破1万名，这些律师的行业收入突破50亿元。业内人士保守估算，这1万名律师中至少有200名的个人资产已达到了千万富翁水平。这就意味着，每50名北京律师中就能诞生一个千万富翁。粗算下来，北京律师年均收入可达50万元。[3]律师界这样高的收入，法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其实质是劳动力的价格。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哪里价格适中，效益好，资源就自然向哪里集中。人才资源的配置亦然，哪里劳动力价格高，人才自身的价值展示得越充分，人才就会流动到哪里。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由于我国律师界的收入在总体上远高于法官收入，因此，在我国形成了律师水平高于法官水平不正当局面。就单从这一点讲，让两个针锋相对的高素质的律师在低素质法官的裁判面前“胜败皆服，案结事了”，谈何容易？
这就出现了法官的经济待遇与其责任、义务不相对等的现状。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工资是其唯一的收入来源，国家应保证法官享有相对优厚的待遇。但长期以来，法官的工资序列一直是按公务员的序列进行管理的，没有自己的工资序列，体现不出责任的重大和职业的神圣。而法官作为纠纷的最后裁判者，审判行为作为一种复杂劳动，本身具有的责任特别重大，负担较重。法官审理案件，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那只是处于风暴眼之中的一种暂时的、虚假的平静。实际上，法院的判决稍有闪失，各种社会矛盾随时有可能呼啸而来。而与其相对应的律师工作则比较轻松，收入水平比法官高得多，同是法律职业，对比显明，“法官下岗当律师”这一本末倒置现象在中国产生就不足为奇。培养法官的廉洁作风笔者也提倡，但法官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还是要同自己周围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受着社会各种思潮的影响，仅加强对法官廉洁自律的教育是不够。人们曾说“法官要耐的住寂寞”，不错，法官应该约束自己的业外活动，不作与法官身份、职业相悖的事情，但是法官最起码的生活质量要保证；法官不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吃请，但要自己请得起自己；不要出现法官因为不能支付自己子女上大学所需的费用而离职。
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应当从提高法官待遇入手，使各级法院逐步引入与留住有经验的、合格的、多样化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激励现任法官加强自修，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法官职位的需求。 “改善法官待遇。这并不是法官自利欲望驱使所至而提出的改革，而是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提高待遇能带动法官素质提高，带动纪律严肃，树立法律权威。”[4]美国作为发达的法治国家，为留住有经验的高素质法官和引入优秀的律师担任法官，提高法院司法能力，在法官待遇方面可为他国之楷模。美国联邦法官“一经任命不仅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而且享受高出一般国家工作人员3-5倍丰厚的经济待遇，由此培育出的法官队伍使得他们忠于法律，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始终保持执行案务的公正性和执行职务的廉洁性，自觉地践行法律，以体现法律的权威。”[5]即便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院约翰•罗伯茨在2007年度报告中陈述：“也决心继续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二十年的追求：为使联邦法官得到合理的薪水”，还在努力呼吁国会增加联邦法官的收入。[6]
法官待遇包括方面很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待遇；二是身份待遇。经济待遇即工资的多少，身份待遇即社会地位和受到尊重的程度，其中经济待遇占主要方面。
南京市气象灾害防御管理办法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气象灾害防御管理办法
政府令274号
《南京市气象灾害防御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10月10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9年12月1日起施行。
代市长：
二○○九年十月二十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防御气象灾害，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江苏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气象灾害防御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气象灾害，是指热带气旋（含台风）、暴雨（雪）、雷电、寒潮、大风、干旱、大雾、高温、低温、龙卷风、冰雹、霜冻、连阴雨等灾害性天气气候造成的灾害。
第四条 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统筹规划、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气象灾害防御所需经费纳入本级地方财政预算，并根据气象防灾减灾需要增加资金的投入。
第六条 市、县（区）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辖区内下列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一）灾害性天气气候探测监测和预报预警；
（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三）雷电灾害防御；
（四）应急气象服务、气象灾害评估以及气候可行性论证；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第七条 农林、水利、交通、建设、民政、国土资源、市政公用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八条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国土资源、农林、水利、市政公用、民政等部门定期开展气象灾害普查，建立气象灾害防御基础数据库，组织分灾种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划定气象灾害风险区划。
第九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气象主管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根据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结果和气象灾害风险区划，编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
第十条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根据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完善气象综合探测、预测预报和预警发布系统，建设应急移动气象灾害监测设施、城市大气边界层探测设施和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专用传播设施。
在气象灾害易发区域和重点防御区域，以及风景名胜区、生态公益林区、石化工业区等区域，应当加密布设自动气象探测站和雷电监测站，提高气象灾害探测、监测能力。
第十一条 气象灾害探测、预警信息专用传播设施的建设用地应当纳入城乡公用设施用地范围。
气象主管机构在建设气象灾害探测、预警信息专用传播设施时，有关单位应当予以支持并提供便利条件。
第十二条 基层村镇组织应当在粮油主产区、畜禽渔集中养殖区及设施农业、观光农业等农业生产重点区域，合理设置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设施。
第十三条 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大中型水利工程、大型桥梁和港口、大型市政基础工程等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将专业气象灾害探测、预警信息专用传播设施纳入项目规划设计，并组织建设。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或者影响气象灾害探测设施及其周边环境，不得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气象灾害探测、预警设施。
第三章 监测预警
第十五条 本市建立气象灾害监测信息共享机制，建设气象灾害监测信息共享数据库。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气象灾害监测信息共享数据库的管理工作。
气象、公安、国土资源、环保、农林、水利、市政公用、交通、海事和民航等部门和单位应当实现资源共享，互通与气象灾害防御有关的气象、水文、环境、生态、实景监控等信息。
第十六条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对重大气象灾害预警的跨地区、跨部门联合会商，及时提供重大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同时通报有关部门。
第十七条 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制作并发布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以及森林火险等级预报。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在收到当地气象台站提供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后，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范围及时组织广泛传播。
第十九条 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电信等新闻媒体和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及时传播当地气象台站直接提供的适时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并注明发布时间，不得擅自修改内容。
第二十条 机场、港口、车站、高速公路、旅游景点等的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措施及时传播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第四章 防御措施
第二十一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气象灾害防御的协调机制，加强气象灾害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并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确定专职或者兼职的气象灾害信息员，组织其开展传播预警信息和防御知识、报告灾情等气象灾害防御活动。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组织和单位定期对气象灾害应急救援人员和气象灾害信息员进行培训，提高其应急救援的能力。
第二十二条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开展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宣传，配备必要的设备，在气象灾害发生后及时组织开展救灾、减灾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落实气象灾害防御措施，督促辖区内的居民自治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开展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教育部门应当将气象灾害防御知识纳入中小学校教育计划，增强青少年的防灾抗灾意识和能力。
第二十三条 按照规定应当设计安装防雷装置的建（构）筑物、场所和设施，建设单位应当将防雷装置施工设计文件报经气象主管机构审核；未经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建设单位不得交付施工。
建设部门在核发施工许可证时，应当查验防雷装置施工设计已经气象主管机构审核合格的证明文件。
第二十四条 下列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建设项目在设计防雷装置之前应当进行雷击风险评估：
（一）各类化工企业，加油加气站等储存易燃易爆物品场所；
（二）体育场馆、医院、学校、大型商场和住宅小区等人员密集场所；
（三）供水、供气、供电等市政公用工程，通信枢纽；
（四）其他高层建（构）筑物。
建设单位在办理前款规定项目的防雷装置设计审核时应当提交雷击风险评估报告。施工单位应当按照雷击风险评估报告的要求、防雷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施工。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雷击风险评估活动的监督管理，并组织专家对评估报告进行评审。
第二十五条 防雷装置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气象主管机构验收；验收不合格的，气象主管机构应当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合格的，建设部门不予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建设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第二十六条 大型桥梁、大跨度和高层建筑物、户外大型广告牌等设施，在建设前应当进行风压评估。
第二十七条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做好农村地区雷电灾害防御的指导工作。城镇居民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做好物业的防雷装置日常维护。
第二十八条 气象主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在重要水库、工农业用水的水源区域，湿地等生态保护区域，特色农业经济区域，干旱和森林火险多发区域，以及在城市夏季高温期间，根据需要开展专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避免和减轻气象灾害的影响。
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开展气候监测、分析、评估工作，加强气候资源的综合调查、区划工作，定期发布气候状况公报，为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决策依据。
第三十条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对城乡规划、重点建设工程、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和大型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以避免和减少气象灾害对重要设施和工程项目的影响。
第五章 应急处置
第三十一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气象灾害防御规划，结合当地气象灾害特点，制定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制定部门气象灾害应急防御措施。
第三十二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根据气象灾害的危害程度，可以采取下列应急处置措施：
（一）实行交通管制；
（二）决定停产、停工、停课；
（三）组织具有特定专长的人员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
（四）对食品、饮用水、燃料、药品等采取特殊的管理措施；
（五）依法临时征用房屋、运输工具、通信设备和场地；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三十三条 气象灾害发生后，有关单位应当立即实施应急抢救方案，并及时将灾情报告人民政府及气象主管机构，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拖延。
第三十四条 重大气象灾害发生后，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立即会同国土资源、农林、水利、民政、安全生产监督等部门对气象灾害的影响程度进行调查评估，对安全隐患及时督促整改。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气象灾害灾情调查和评估工作，为调查评估提供便利条件。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气象灾害探测和预警信息专用传播设施的，由气象主管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新闻媒体在传播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时擅自修改内容，或者未注明发布时间的，由气象主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建设项目未按要求进行雷击风险评估的，由气象主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对建设单位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气象主管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气象灾害防御规划或者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的要求采取必要措施、履行有关职责的；
（二）不及时提供防御气象灾害所需的气象和水情、旱情、灾情等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因玩忽职守导致重大漏报、错报气象灾害信息的；
（四）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9年12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