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法律援助办法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人民政府令
第73号
《大连市法律援助办法》业经2005年9月14日大连市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夏德仁
二○○五年九月十四日
大连市法律援助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规范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及《辽宁省法律援助实施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公民，可以依照本办法获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提供的法律咨询、代书、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
本办法所称法律援助机构，是指市及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承担法律援助工作的专门机构。
本办法所称法律援助人员，是指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法律援助志愿者。
第三条 市及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管理。
市律师协会应当按照律师协会章程对依据本办法实施的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协助。
第四条 市及县（市）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相协调。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截留、挪用。
第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审查、受理公民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并对法律援助人员进行业务指导。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吸收高等院校和其他社会组织中具备法律专业知识、自愿参加法律援助的人员组成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第六条 鼓励社会支持、资助法律援助事业。法律援助人员在承办法律援助事项中需要查阅、调取、复印相关资料和依法取证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并减收或者免收相关费用。
对单位和个人向法律援助事业提供的捐助，符合国家规定的，允许税前扣除。
第七条 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八条 公民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且能够提供相应证据材料的，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临时救济金、遗属津贴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七）请求给予工伤待遇的；
（八）主张因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安全生产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九）残疾人（含退伍伤残军人）、老年人、未成年人请求人身损害赔偿的；
（十）与公民基本生存条件密切相关的，且法律援助机构认为确需提供法律援助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申请法律援助的公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被认定为经济困难：
（一）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
（二）灾民接受生活救济的；
（三）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证明其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
（四）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查确实无力支付费用的。
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应当如实载明申请人家庭人口、劳动能力、就业状况、家庭财产、家庭月（年）人均纯收入和来源、生活变故及社区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对其经济困难是否认可等详细情况。
第十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一条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审查。
第十二条 公民就本办法第八条第（一）至第（六）项规定的事项申请法律援助，向义务机关所在地或者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公民就本办法第八条第（七）至第（十）项规定的事项申请法律援助，向申请事项处理机关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没有处理机关或者暂时无法确定处理机关的，向申请人住所地或者申请事项发生地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三条 刑事诉讼中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申请由看守所在24小时内转交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所需提交的有关证件、证明材料由看守所通知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协助提供。
第十四条 同一法律援助事项，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有权受理的，申请人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申请；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申请事项在全市有重大影响的，可以由市法律援助机构直接受理或市与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联合受理。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因受理申请发生争议时，由共同的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指定受理。
第十五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经济困难证明；
（三）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日内作出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在上述期限内说明理由，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七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有异议的，可以向确定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审查和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是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近亲属或者与申请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审查和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回避，由本人或者申请人提出，法律援助机构决定；法律援助机构负责人的回避，由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决定。
第十九条 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人民法院不在其所在地审判的，可以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审判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自决定之日起3日内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回复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或者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应当向有关机关、单位提交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制作的法律援助文书；为受援人保守秘密；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终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得收取受援人及其亲属的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第二十二条 在实施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受援人有权了解为其提供的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有证据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审查核实后做出是否予以更换的决定。
第二十三条 受援人有义务如实陈述法律援助事项的事实与相关情况，及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协助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案件事实；在法律援助事项和受援人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时，受援人应当及时告知法律援助人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四条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终止法律援助：
（一）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二）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三）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
（四）受援人提供虚假材料的；
（五）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第二十五条 经有关法律援助机构协商一致，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将全部法律援助事项转交其他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将部分法律援助事项委托其他法律援助机构办理。
全部法律援助事项转交的，该法律援助事项的权利和义务由接受转交的法律援助机构享有和承担，但办理结果应当告知转交的法律援助机构；委托部分法律援助事项的，受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委托书要求的时间、内容及时完成委托事项，并将办理结果送交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无法完成、不能及时完成或者送交有困难的，应当及时告知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六条 市法律援助机构根据法律援助资源配置的需要，对本市内法律援助事项的转交、委托事宜进行协调。
第二十七条 法律援助事项办理结束后，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按规定向法律援助机构报送有关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前款规定的材料后，应当从法律援助经费中向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法律援助人员支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补贴标准按照大连市司法局、财政局公布的《大连市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违反本办法，拒绝受理公民提出的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申请或者受理后不履行法律援助责任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
漫谈税收中的政策与法律
舒国辉 信州区国家税务局
留意并琢磨税收中的政策与法律，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作为税收专业人员，我们发现税收领域一个有趣的现象：税收政策构成一片汪洋大海，税收法律则是这片海洋中的几个孤岛。在日常执法工作中也是这样，我们查阅以适用税收政策的场合要远远多于查阅税收法律的场合。可以说，依法治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税收政策治税。这时我们自然会想到：为什么税收政策的数量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要大于税收法律的数量和作用，税收政策与税收法律之间是什么关系？本文就从税收政策与税收法律产生的背景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着手，谈谈自己对这个话题所了解到的知识以及对此话题的认识。
一、税收法律：体现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在本质上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一种强制、无偿剥夺，具有天然的侵害性。在强调人权高于一切的西方社会，财产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因为人无财产则难以自立。因此，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对税收的法律规制，严格控制税收的征收范围，以免侵害纳税人的财产权益。但国家的税收利益由于具有正当性同样不容侵害。为均衡国家和纳税人的利益，税收历来是属于法律保留的事项，也就是说，税收的要素包括税种、纳税人、税率、纳税环节等以及税收的开征和停征，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其他任何文件均不得涉及。这个原则和传统就是所谓的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逐步展开也从西方国家传入我国。其明显的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10条第8项的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该规定排除了税收基本制度由其他机关规定的可能性，从而体现了严格的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基本制度包括税收的属性、税收基本原则、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是税收领域的基本指导方针。目前，我国宪法中关于税收的规定只有第56条的规定，该规定只规定了依法纳税是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但是对公民在税收领域的基本权利宪法则没有提及。这个现象遭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批评，认为我国在税收领域实行的还是“义务本位”的原则和立场，与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法治发展潮流格格不入。为改变这种状况，我国税收基本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和建立之中，预计不久就将出台。这部法律的出台，是我国税收领域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税收法定主义将迈向一个新的台阶，纳税人权利将被明文规定，体现出我国税收文明的长足进步。
除税收基本法外，基本的税收实体制度如税种制度等也应属于法律的专属立法权，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由法律形式予以公布。目前我国税收实体法中，税收法律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几部，其他的税收实体法仅仅由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作出规定。税收程序法方面的表现则好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在1992年就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并施行，2001年进行的修改进一步加强了其可操作性，成为我国目前税收基本法。但税收程序法无论如何重要其地位和作用均不能代替税收实体法，因此完善我国税收实体法成为我国加强税收法定主义急待解决的问题。
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国家正当的税收利益。我国传统上对纳税人的权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功能才得以凸显，但事实上国家税收利益被侵害的现象诸如偷税、少缴纳甚至不缴纳税款、骗取国家税款等也是普遍存在。税收法定主义宣示的是严格“依法治税”的理念，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就是要严格地制定并实行税收法律，依法保障国家和纳税人双方的合法利益。税收法律再完善，如果得不到实行，我国仍然不存在税收法定主义。因此，当前我们不仅要关注税收立法制度是否完善，更要关注税收法律的实行状况。
二、税收政策：体现税收能动主义
当代法治发展的一个特点是行政权力不断膨胀，立法权则相对处于保守的立场。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行政权力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张，现代行政已经从“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被动行政演变为为社会提供最多福利的主动性“福利行政”；行政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复杂性，立法部门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完成相关的立法任务；行政工作具有很大的变动性，行政法律制度相比于民事、刑事法律制度具有更大的变化性。行政工作的变动性决定大量的行政执法制度不适合由立法机关以立法来规定，因为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变动性过大将使法律失去权威而得不到尊重和实行，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两个国家制定了《行政法典》的事实就是证明。
在行政执法需要相关依据，但立法在客观上又不能满足行政机关的需求的情况下，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规定基本的行政执法制度，具体的制度则留给行政机关本身以行政法规、行政政策的形式来完善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在立法上的表现就是由立法机关授予行政机关进行相关立法的“委任立法”不断增加，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行政机关的能动性以取得最佳的行政管理效率。这种行政权力由被动型演变为主动型以及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的状况与过程，我称之为行政能动主义。税收能动主义就是表现在税收领域的税收行政执法权力在广度、深度上的拓展，有时这种拓展延伸到立法、司法方面。向立法方面的拓展如税收政策的制定，向司法方面的拓展如税收行政复议等。税收立法数量偏少的基本原因就来源于当代法治发展的这个大背景。
税收政策代表的税收能动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于税收行政工作变动性极大导致税收行政在本职上是依照自由裁量权而进行的自由裁量行政，在税收法律规定存在空白或者税收法律规定空间过大导致税收行政执法幅度过大时，由税收行政机关适时制定相关的税收政策作出相关规定或对税收法律的规定进行细化，就成为完善税收行政执法的客观需要。这时税收政策起着弥补税收法律空白的作用；税收法律规定不符合税收实际情况时，可以由税收政策在适当范围内作出某种变通以增加税收法律的可操作性，这时税收政策起着完善税收法律的作用；税收政策承担着调控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职能。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具有时期性、变动性，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比如国家为了促进或限制某项产业的发展，就要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而税收政策是基本的产业政策之一。国家给予某个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该项产业的发展就会得到促进，相反国家对某个产业制定比较严肃的税收政策，该项产业的发展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
三、约束与发展：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能动主义的矛盾运动
税收法律与税收政策各有其存在的空间和理由，两者有何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法理上进行分析。在本质上，法律也是某项政策（只不过是具有长期性、基本性的政策），税收法律在本质上也是某项税收政策，因为税收法律也是国家关于税收的基本政策。但政策毕竟不等于法律，政策要成为法律，必须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没有经过立法程序的政策还不是法律，法律在地位、层次上普遍要高于政策。在税收领域，税收政策在地位、层次上应该低于税收法律，从而税收政策不得不受税收法律的约束。也就是说，税收政策只能在税收法律的框架内作出规定。回归到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层次上，其实质是税收行政权不能侵害税收立法权。行政机关的税收行政政策如果突破税收法律的规定，其实质就是税收行政机关的行政权侵入了税收行政立法的领域。这种情况在现代法治国家虽然难以避免，但必须严格控制。也就是说，税收行政权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权的突破必须严格控制，税收行政机关随意突破立法权在现代法治国家是不允许的。
税收政策必须受税收法律约束，这个原则在我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税收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政策重于法律”的状况。例如，几个税收法律在税收行政工作实践中时常会被国务院税收行政主管部门以某种形式作出变通，有时这种变通的主体甚至是地方税收行政执法机关。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加强税收法律的立法工作，尽力压缩税收行政执法机关变通的空间；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税收行政执法机关制定税收政策的约束和监管，如建立听证制度加强公众参与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以及开展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保证税收行政权不随意超越税收立法权等。
税收政策受税收法律的约束，这说明税收能动主义受税收法定主义的排斥、限制，但并不意味着税收政策只能按部就班，此外不能有任何能动性。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能动主义是一对矛盾，具有相互排斥性但两者同时具有相互依赖、促进性。税收法律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税收法律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永无变化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符合法治实践，否则法律只能是落后于实践的陈腐规定，这样的法律肯定没有生命力。法律不能变动过于频繁，但政策的灵活性就可弥补法律的这个缺陷。税收政策通过完善税收法律规定增加税收法律的可操作性，同时为税收法律的变化提供方向和内容。税收政策的变化是量变，量变到积累一定程度最终导致税收法律的变动这一质变，税收法律变动后又通过税收政策的能动作用实现新一轮的矛盾运动。
为了保持法律鲜活的生命力，立法机关拥有的立法权力由此必须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在某种场合、某种程度上作出让步，这种让步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委任立法”的情况。但让步场合与让步空间的把握，本身是一项政策性十分强的工作，需要丰富的社会经验（善于处理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及熟练的驾驭税收行政宏观政策的能力，以保证税收政策既在最大程度上符合税收法律规定同时又适应不断变化的税收行政执法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