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承认航空器权利公约
日内瓦
国际承认航空器权利公约
（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９日订于日内瓦）
鉴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国际民用航空会议建议尽早签订一项关于航空器所有权转移的公约。
又鉴于为了国际民用航空的未来发展，迫切需要航空器权利获得国际性承认。
下列各签署人，经正式授权，代表其各自政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缔约各国承允，承认：
（一）航空器所有权；
（二）通过购买并占有行为取得航空器的权利；
（三）根据租赁期限为六个月以上的租赁占有航空器的权利；
（四）为担保偿付债务而协议设定的航空器抵押权、质权以及类似权利；
但这些权利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１．权利的设定符合该航空器进行国籍登记的缔约国在设定该权利时的法律，并
２．经合法地登记在该航空器进行国籍登记的缔约国的公共登记簿内。
在不同缔约国中进行的连续登记的合法性，按照每次登记时该航空器进行国籍登记的缔约国的法律予以确定。
二、本公约的规定不妨碍承认缔约国法律规定的航空器权利；但是，缔约国不得接受或者承认优先于本条第一款所列各项权利的权利。
第二条
一、同一航空器的登记事项应当记载于同一登记簿内。
二、除本公约另有规定外，登记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列的权利对第三人的效力，根据该项权利登记地的缔约国的法律确定。
三、缔约国可以禁止登记根据其国内法不能有效成立的权利。
第三条
一、每一航空器的国籍登记证上应当载明登记簿保管机关的地址。
二、任何人均有权从上述机关取得登记簿所载内容的经正式认证的副本或摘录。该副本或摘录应当构成登记簿内容的初步证据。
三、缔约国的法律规定提交登记文件与登记有同等效力的，对本公约而言，该项文件的提交与登记具有同等效力。在此情况下，应当有适当措施以保证此文件能对公众开放。
四、保管登记簿的机关可以对其提供的各项服务收取合理费用。
第四条
一、根据援救或者保管航空器的活动终结地的缔约国的法律，由于下列事项对航空器产生的求偿权，缔约国应当予以承认，并且此项权利优先于对该航空器的所有其他权利：
（一）授救航空器的报酬，或
（二）保管航空器必需的额外费用。
二、本条第一款所列权利的受偿顺序，按照产生该权利的事件发生日期逆向排列。
三、上述权利应当在援救或保管工作终了之日起三个月内进行登记。
四、前款规定的三个月期限届满后，缔约各国即不再承认上述权利，除非在此期限内，
（一）此项权利已按第三款规定进行登记；并且
（二）权利金额已经经协议确定或就此项权利已提起了司法诉讼。在司法讼诉的情况下，该期限的中断或中止由受理案件的法院地法律确定。
五、本条的适用不受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影响。
第五条
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所列权利的优先权适用于其所担保的全部债款。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利息，不得超过执行程序开始前三年中和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利息。
第六条
在扣押或者强制拍卖航空器或航空器权利的情况下，被诉人明知正在进行拍卖或执行程序，而设立或转让第一条第一款所列的权利的，不论是有损于施行扣押的债权人或执行债权人，还是有损于买受人，缔约各国均可以不予承认。
第七条
一、强制拍卖航空器的程序，依照拍卖地的缔约国的法律规定。
二、但必须遵守下列条件：
（一）拍卖的时间和地点应至少提前六个星期确定。
（二）执行债权人应向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交有关该航空器的登记事项的经过认证的摘录，并应在该航空器进行国籍登记的地点，按照当地的法律，至迟在确定的拍卖日期一个月以前，将拍卖事宜予以公告；同时应按照登记簿上所列地址，以挂号信，如可能，以航空信，通知已登记的航空器所有人、已登记航空器权利的持有人以及已按照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登记的权利的持有人。
三、由于不遵守本条第二款的要求而产生的后果，依照拍卖地的缔约国的法律确定。但任何违反该款要求进行的拍卖，在自拍卖之日起六个月内，经此项违反要求行为的任何受害人提出请求，可予以宣告无效。
四、除非经主管当局确认的并按照本公约规定优先于执行债权人的权利的各项权利能由拍卖的价金抵偿消灭或者转由买受人承担，任何强制拍卖均不得进行。
五、如果在执行拍卖的缔约国领土上，为担保债权而负担有第一条规定的任何一项权利的航空器，对地（水）面上的人员或财产造成伤害或者损害的，除非该航空器的经营人或以其名义向某一国或任何一国的保险企业充分和有效地投保了上述伤害或者损害险，该缔约国国内法可以规定，在将该航空器或者将属于同一所有人并负担有由同一债权人享有的类似权利的其他航空器进行扣押的情况下：
（一）受害人或其代表如系执行债权人，上述第四款的规定对其不发生效力；
（二）为担保债权而持有的并由被扣押航空器负担的第一条所述权利，在对抗受害人或其代表时，不得超过该航空器价金的８０％。
拍卖执行地的缔约国的法律未规定任何其他限额的，若投保的金额与被扣押的航空器的重置价值相当时，保险即被认为是充分的。
六、根据拍卖所在地缔约国的法律，为了各债权人的共同利益并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合法费用，优先于任何其他权利受偿，包括第四条规定的优先权，并应从拍卖所得的价金中支付。
第八条
根据第七条规定拍卖航空器，产生转移该航空器的所有权的效力，买受人不再受未由其负担的权利的影响。
第九条
除根据第七条规定进行强制拍卖以外，除非已登记权利的持有人全部得到清偿或者这些权利的持有人同意，不得将航空器的权利登记或国籍登记，从一缔约国转移至另一缔约国。
第十条
一、如根据登记航空器的缔约国的法律，为担保债权而持有并已登记的具有第一条所述性质的航空器权利，引伸至贮存在特定地点的零备件，所有缔约国均应承认此项权利，只要这些零备件继续在上述特定地点贮存，并且为了将该零备件已有权利负担的事实适当地通知第三人，已在贮存地点张贴适当公告，载明对该项权利的说明、其持有人的名称和地址以及登记该权利的登记簿。
二、在登记的文件中应当附入一份有关上述零备件的品名和概数的清单。这些零备件可以用同类的零备件替代而不影响债权人的权利。
三、第七条第一款和第四款以及第八条的规定均适用于被强制拍卖的零备件。但是，如果执行债权人是无担保债权人的，当拍卖叫价不低于经负责此项拍卖的机关指定的专家对此项零备件所确定的价格的三分之二时，第七条第四款的规定应被视为允许进行此项拍卖。此外，在分配拍卖收益时，为了满足执行债权人的权利请求，有关主管机关可以将向优先权持有人支付的金额限制在支付第七条第六款所指费用后的拍卖收益的三分之二。
四、本条所称的“零备件”，系指航空器部件、发动机、螺旋桨、无线电装置、仪表、设备、装饰件，以及构成上述物件的部件，更广泛地说，包括所有为替换安装于航空器上的部件而贮备的各种品名的其他物件。
第十一条
一、本公约的规定，在每一缔约国中适用于在另一缔约国进行国籍登记的航空器。
二、每一缔约国对在其领土上进行国籍登记的航空器也应适用下列规定：
（一）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九条的规定，以及
（二）第四条的规定，但救助或保管工作在其领土上终结的除外。
第十二条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妨碍任何缔约国按照其关于移民、海关或空中航行的国内法规定，对航空器采取执行措施的权利。
第十三条
本公约不适用于供军事、海关和警察使用的航空器。
第十四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缔约各国的司法和行政主管机关，除非其国内法有相反的规定，可以互相直接通信。
第十五条
缔约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本公约规定的执行，并及时将这些措施通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长。
第十六条
本公约所称的“航空器”，包括航空器机体、发动机、螺旋桨、无线电装置以及所有用于航空器的，不论与航空器组装在一起或暂时拆卸下来的部件。
第十七条
由缔约国负责其对外关系的某一领土设立单独的航空器国籍登记簿的，本公约对缔约国法律的指引应解释为对该领土法律的指引。
第十八条
本公约在按照第二十条的规定生效之前开放签署。
第十九条
一、本公约应由各签署国批准。
二、批准书应交存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该组织应将交存日期通知每一签署国和加入国。
第二十条
一、当两个签署国交存其对本公约的批准书时，从第二个国家的批准书交存后第九十天起，本公约在该两国之间生效。对于此后交存批准书的每个国家，本公约在其批准书交存之日后第九十天起生效。
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应将本公约的生效日期通知每一签署国。
三、本公约一经生效，应即由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长向联合国登记。
第二十一条
一、本公约生效后，向非签署国开放加入。
二、加入应以加入书交存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应将加入书交存日期通知每一签署国和加入国。
三、加入于加入书交存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后第九十天起生效。
第二十二条
一、任何缔约国可以以退出通知书送交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声明退出本公约，该组织应将收到此项通知书的日期通知每一签署国和加入国。
二、此项退出应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收到退出通知书六个月后生效。
第二十三条
一、任何国家在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时，可以声明其对本公约的接受不适用于在对外关系上由其负责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
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应将此种声明通知每一签署国和加入国。
三、除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声明的某些领土外，本公约适用于在外交关系上由缔约国负责的所有领土。
四、任何国家可以单独地代表曾由该国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声明的全部或部分领土加入本公约，此项加入适用本公约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
五、任何缔约国可以按照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单独为在对外关系上由其负责的全部或任一领土声明退出本公约。
下列签署的全权代表经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署，以资证明。
本公约于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９日在日内瓦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订立，各该文字的文本同一作准。
本公约存放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档案中，并按照本公约第十八条的规定开放签署。
高校自治与司法审查——以高校双重性身份的平衡为视角
窦希铭
文章摘要：大学自治是现代高等教育管理中最普遍的价值信念和基本原则，但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大学自治都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度的。高校作为事业单位，依法具有自治权，其不仅具有私法上地位，而且由于相关法律的授权或委托亦赋予了其公法地位而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但由于其双重性身份在法律上定性和界分的不明确性，引致了日益增多的性质不定的纠纷。司法审查的介入引致了高校自治的危机，高校自治权的行使和司法权的介入实质上就是两种权力的博弈。而笔者以为平衡这一博弈的路径之一就是引入“公务法人”的概念。公务法人引进是平衡高校双重性身份的理性选择，也可以为司法权力的合法、合理的介入提供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是司法权力介入高校自治领域的合法性基础。
关键词：高校自治 司法审查 公务法人
一、引言： 从自治遭遇司法说开去
高校自治，亦称大学自治，高校以自治为宗旨，大学的诞生和成长始终高举自治的旗帜，大学自治是现代高等教育管理中最普遍的价值信念和基本原则。这一传统是基于这样价值取向的：即大学是研究、传播智慧和学问的场所，应让学术专家单独解决知识领域中的问题。因此其应是一个自治性团体，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及如何讲授知识，分配学校的教育资源，决定学位获取的条件等等。此外，基于自治决定校内事务的管理。大学自治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学术上的自由，二是管理上的自主。但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大学自治都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度的。
在高等教育受到普遍重视的现代社会，高校自治也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高校自治权的行使领域受到了司法权的介入。在我国，“田永案”和“刘燕文案”即是例证。在这两个案件中，高校被推至行政诉讼的被告席，大学自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有学者担心司法权力会干预高校自治，并对学术自由和独立产生不良的影响；也有学者质疑，学校的退学决定、学术委员会的论文审查，是可诉讼的行政行为，还是不得司法审查的高校自治行为？
就笔者分析，高校自治权的行使和司法权的介入实质上就是两种权力的博弈。高校自治之所以在自治的领域中遭遇司法审查的干预，不仅仅是高校自治范围的模糊性和司法介入的不确定性所造成，从更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实则是高校的双重性身份的不确定性所致。高校作为事业单位，不仅具有私法上地位，而且由于相关法律的授权或委托亦赋予了其公法地位，这一双重性的身份致使高校所行使的权力从性质上可切分为行政性的权力和非行政性的权力两种。也正是其双重性身份在法律上定性和界分的不明确性，引致了日益增多的性质不定的纠纷。而司法权作为对行政权行使的一种监督性的权力，当有相关合法权益遭受高校所行使的行政管理权力侵害时，司法权力又不得不合法介入予以救济。但如何在高校自治和司法审查之间划分出泾渭分明的界限，以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呢？笔者试图以高校的双重性身份的平衡为切入点，合理剖析当前我国高校的私法与公法的双重地位，借鉴国外的高校自治的研究模式，从而在法律制度上实现双重身份的平衡。并以现行法和理论为依据，并从当前司法审查的现状和趋势为视角，透视高校自治与司法审查之间的平衡点，探寻高校地位明晰化的法律路径。
二、高校自治：高校双重性身份的解读
在我国，按照法人分类的传统理论，“凡是以营利为目的设立的组织属企业法人，而不以营利为目的设立的组织为机关、事业、社团法人。此外,区分企业法人与机关、事业、社团法人的另一重要标准是设立的依据。企业法人依照民商事法律设立，而机关、事业、社团法人依据组织法和行政法律规范设立高校作为承担公共服务的组织,属事业法人。” 国《教育法》第25条第2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高校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作为事业单位，高校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这主要体现着在其强烈的自治色彩——从收费到学术研究、管理等，高校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独立于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如果“事业单位”的固有视野，单纯从内部关系进行考察的话，高校可是一个涉及私法与公法双重身份的法人。
就高校自治权的内涵而言，依据《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自主办学是高校的一项法定的权利，亦是本文所称的高校自治权或大学自治权。这是高校作为民事主体所应具有的基本权利。高校自治权在《教育法》通过列举性的方式给予了笼统的规定，《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从现行法的角度，高校自治权的内涵仅限于此，如此模糊和列举性的规定导致高校治理过程当中出现了许多法律纠纷难以定性和解决。从现行法的规定看，它既有民事主体身份，又有近似行政主体的特点。这种双重性的身份导致对高校自治的理解和界分容易出现模糊性，尤其是当高校被当作行政主体卷入行政诉讼接受司法审查时更是难解难分。笔者以为，当下由于其法律地位的复杂性所引致的纠纷日益增多的现实导致高校自治出现严重的危机，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前提应当是：在现行法的框架下合理界分和厘清高校的双重性身份，界定其不同身份下的法律地位：
（1）高校作为民事主体身份的界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可见，从现行法的角度看，高校具有私法地位和民事主体的身份，并且从其性质上看属于事业法人，或者如学者所言，高校是一个“私法人”。而其独立的民事主体身份也就决定其具有相关的自治权利，即高校自主权，学术或社会将此权利称之为大学自治权，即可以自由决定高校内部事项的权利。高校的民事主体身份主要体现在：
其一，高校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民事关系的形成、变更和消灭是以事业法人的身份出现的，可以签订合同等，双方具有平等性。而尤其是学生之间的教育关系的成立、变更上，高校与学生具有相对平等性。
其二，在责任的承担上，高校具有民事主体地位。如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可以成为民事赔偿的主体。“正是基于这些私法性的因素，梁慧星教授在领衔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新增了“教学培训合同”，以实现二者在民事法律关系上的合同化。”
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相关现行法的规定，高校所具有的自治权的内涵虽然都是列举性的，但由于这些权利性质的模糊性，导致了其身份及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高校在行使何种权利属于私法身份，何种权利属于行政主体的公法身份呢？比如关于“学籍管理、学位证书的颁发”等权利，学界以及司法界就尚无定论。
（2）高校作为行政主体身份的界分
从行政法理论的角度而言，所谓行政主体是指：“以自己名义实施公共行政管理活动，并那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依次定义，行政主体身份的成立应具备以下几个要件：第一，行政主体是组织而非个人，组织法律法规授权的条件下才可以成为行政主体；第二，行政主体应当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或权力；第三，行政主体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公共行政并承担法律责任。
作为事业法人的高校以公益为目的、接受国家的财政拨款，在设立上实行强制主义且行使了部分公共权力，有着浓厚的公法身份的色彩。在高校自治的过程中，其并不单纯为私法关系的主体。依据《教育法》第28条所赋予的“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条款都表明高校的公法地位。依次进路分析，高校虽然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但其依法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履行部分教育行政管理职责的教育机构，其具有行政主体的身份和资格。此种以“授权行政主体理论”为视角分析早已不新鲜，在“田永案”中，法院就是以高校所行使的权力属于法律法规所授予的角度，将高校定性为授权性的行政主体，从而合理的解决了纠纷。
可见，在高校自治的过程中，其权力的性质依其不同的法律身份也具有不同性质。但问题在于：我国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并不明确。依据我国行政主体理论，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何谓“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我国则标准不明，“授权的组织”无法具体确定。而哪些属于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权难以确定，“应该承认,行政法的论著在界定这个概念时，描述性的解释居多，而疏于规范性的解释。许多教材往往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列举一些组织来阐明什么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却很少深入探讨法律、法规所授予的权利为什么是行政权，而不是其他权利。”于是,“当我们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立场出发,力图使行政法的调整范围扩张至过去被疏忽的领域时,行政法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一概念正面临挑战。”校身份的双重性决定了概而述之的不可行，也表明高校自治的有限性。在追求高校自治的同时，将之纳入司法审查是有必要的。但现行法律规定的模糊导致了司法的统一可能性的降低，因此明确高校的行政主体的身份和地位是合理界分高校自治和司法审查领域的迫切需要。
三、高校双重性身份的平衡：“公务法人”的引入
正如笔者如上所述，由于高校身份的双重性，引致了高校自治范围的不确定性以及司法权力介入的模糊性。在高校自治的过程中，高校教育、教学管理领域发生的各类纠纷中，人们的种种尴尬处境均与公法和私法之争有关。而在高校自治权的行使侵害相关合法权益时产生纠纷时，人们无法确定，高校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是以行政主体身份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还是以民事主体身份实现民事权利的行为？在将纠纷诉诸法院后，由此而生的诉讼是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这一困惑的产生，主要源于公法与私法的界限不清以及由此引起的作为事业单位的高校的模糊身份。如何定位高校的身份或法律地位，对于合理解决高校自治和司法审查之间的博弈意义重大。
为了合理界分和平衡高校的双重性的法律身份，解决公法规则与私法规则在高校管理中的冲突与适用问题，可以引进公务法人理论，用于确定高校这类特殊组织的地位、性质及其法律身份。行政法学者马怀德教授在其《公务法人问题研究》便从理论的角度提供了论证。所谓公务法人，“它是行政组织的一种，是行政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扩张形态，具备几方面的特征：第一，公务法人是公法人，不同于依私法设立的私法人。第二，公务法人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与作为机关法人的行政机关不同，它担负特定的行政职能，服务于特定的行政目的。第三，公务法人拥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具有独立的管理机构及法律人格,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第四，公务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存在丰富而特殊的法律关系，既包括私法关系即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包括公法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作为事业单位的高校与法国的公务法人在功能方面有很多类似之处。它们都作为国家依法设立的公益组织，它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教育、教学活动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然而，由于我国不存在公私法之分，无公法人与私法人之别，故而学校等事业单位实际上处于模糊的法律地位。”依此进路分析，高校是公务法人的典型代表。诚如前所述，由于高校自治权力也具有双重性的行使，因此在高校自治权的行使过程中，不仅会产生私法关系，也包括行政法律关系。依公务法人理论，如果将高校从法律上定性为公务法人，在其行使的自治权的性质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性权力时，司法权力就可以合法的介入。可以说公务法人的引入就是平衡高校双重性身份的一个合理选择。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