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
刘成江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法典化，表明我国刑法由偏重于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向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并重转变的价值取向，标志着我国刑事与法的一个重大发展。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Nullum Crimen Sine Lege）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Nullapoena sine lege）是其基本含义。在古罗马法中，曾有类似的规定：“适用刑罚必须根据法律实体”，但由于当时犯罪的构成要件并不明确，因此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渊源，一般认为始于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Magna carta）第39条，它奠定了“适当的法定程序”（Due proecrss of law）的法的基本思想。这项条款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抢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这一法的基本思想经过一六二八的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一六八八年的权利典章，不但在英国本土扎了根，而且在其联邦也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思想传入美国后，产生了1774年的十三个殖民地代表会议的宣言和1776年的弗吉尼亚州的权利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有“不准制订任何事后法”的规定，各州亦有同样的规定。1791年修改宪法第五条规定：“不依法律规定，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在英美法系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体现不同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不实行成文法，而是实行判例法。从而，英美法系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主要是通过程序法，罪刑法定主义也在程序法中得以体现。
但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刑法思想，罪刑法定应该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产物。为了与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相抗衡，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对罪刑法定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例如，英国哲学家洛克指出：“制定的、固定的，大家都了解的经一般人同意采纳和准许的法律，才是非常善恶尺度。”较为明确地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当推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他指出：“只有法律才能规定惩治犯罪的刑罚，……超出法律范围的刑罚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是法律没有规定的一种刑罚。”当然，罪刑法定真正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还是被奉为近代刑法鼻祖的费尔巴哈有力倡导的结果，费氏指出：“每一个应当判刑的行为都应当依据法律处罚”，“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对公民的处罚。”
最早在法律上予以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是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宣言第5条规定：“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既不应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宣言第8条规定：“不依据犯罪行为前制定，颁布并付诸实施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在《人权宣言》原则的指导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明确规定了畸形法定原则：“没有在犯罪行为时以明文规定刑罚的法律，对任何人不得处以违警罪。”此后，罪刑法定原则成为近代各国刑法普遍采用的一项重要原则。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而且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其理论基础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三权分立论。这一理论是法治国的法制原则的要求之一，是通过国家的政治制度体现出来的。（经要求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别由议会、法院和政府三个职能部门掌握，每个部门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其它部门的干涉）。最早提出三权分立学说的是英国哲学家洛克，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即司法权）和外交权。他认为必须由不同的机关先例，不能集中在君主或政府手中。他指出：“对人类的弱点来说，权的诱惑是太大了，在同一人的手里既有立法之权，又有执法之权，就不免使他们不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在洛克的影响下，孟德斯鸠提出了完整的分权学说，他把政权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孟德斯鸠指出：“当在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使不复存在了为人们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判定判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的执行法律，如果司法权同在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三权分立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三权分立要求在立法机关独立的完成立法，法官不能代替立法机关从事立法活动，同时执行司法权的法官，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完成对案件的审判工作。因此，只有在立法与司法分立的前提下，为防止审判的擅断，才有必要把罪与刑用明文规定下来，从而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三边形法定原则对于防止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滥用，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心理强制说。（或称实定法理论或制衡论）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是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重要理论。费氏认为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如果人知道犯罪的后果以及实施行为后将会受到惩罚，他就会权衡一下利害轻重，当他认为因不实施犯罪行为而感到的不称心如意、不愉快比因实施犯罪而受到处罚所招致的不愉快或痛苦要小时放弃实施犯罪。这样的心理强制在预防犯罪或中止犯罪行为的实施方面起一定的抑制作用。法的威慑力量是产生这一抑制作用的基础，因此，有必要把犯罪与刑罚的关系，用法律明文规定下来，以利于起一般威吓心理的强制作用。由此，费尔巴哈主张罪刑，认为刑法应该具备确定性与绝对性，这双重属性。确定性就是法律要明确，而不能含糊其词，捉摸不定。绝对性就是刑法要做到有罪必罚，具有权威性。只有罪刑法定才能做到这两点。因此，可以说罪刑法定是心理强制说的必然结论。
心理强制论与三权分立的制衡原理并不完全一致。心理强制说主张法无溯及力。因为，如果对犯罪人定罪处罚时依据新法而不是依据犯罪人行为时的法律，行为人就无法根据法律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以及该受到何种处罚，因而就起不到威吓性的一般预防的作用。而三权分立说则主张法有溯及力，它认为司法机关必须依据立法机关所创制的法律，法一经颁布实施，司法审判机关就必须适用新法定罪处刑。否则，就会失掉立法和司法间存在着的制衡作用。
心理强制说在近代刑法理论中曾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定权威的理论，但如今其权威性已见逊色。因为快乐与痛苦的程度常因犯罪者或将要实施犯罪者的不同而有差。在一定的犯罪后果上，其所获得愉快与刑罚的痛苦，对初犯、偶犯、再犯、常习犯，尤其对“亡命徒”来说是不同的。而且，对于许多要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不一定是根据犯前和犯后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比较，以利害的轻重作预告的估计来决定其应否实施犯罪行为，而往往是根据他虽然实施犯罪行为，也不会被发觉、被揭发或者被抓住的侥幸考虑而决定的。对于不计后果，一时冲动而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在许多情况下也是没有进行过什么权衡的。
（三）民主主义与人权尊重主义。由于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尊重人权思想的加强，罪刑法定主义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因而它的思想、理论基础也与过去有所不同。现代罪刑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可有以下两个方面：
1、民主主义。民主主义原是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民汲取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血的教训，更加珍视民主主义，人民的这种要求在一些国家的宪法中也有反映，“主权在民”，人民参加国家的管理，不再是一种口号，在不少国家还不同程度的变成现实。根据民主主义的要求，犯罪与刑罚必须由国民的代表机关即议规定。这就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恣意行使的危险，必须由民主制定的法律规定犯罪与刑罚。因此，现代罪刑主义，“以什么作为犯罪，对它科处什么刑罚，应该以国民亲自决定的民主主义的要求为根据”.
2、人权尊重主义。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这就要求无罪的人不使受追诉、有罪的人在被定罪量刑时不仅要符合程序法的要求，也要符合实体法的规定。犯罪人不能受到法外追诉，其人格、尊严也受到法律的保护，能依法享受到法律所赋予的各种权利，而要保证这些权利的享受就要把人们的权利与义务用法律予以明确规定下来，使人们能认清哪些是法律规定可以做的，哪些是法律所禁止的，哪些权利是法律所赋予公民的。这样公民才能更有效地运用法律截口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日本的大谷实教授曾指出，现在罪刑法定主义“以为了保障基本的人权特别是自由权，必须将犯罪与刑罚事前对国民明确，能够预测自己的行为是否被处罚的人权尊重主义的要求（自由主义的要求）为根据。”
三、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排斥原则
罪刑法定的排斥原则，在有些学者的著述中称罪刑法定主义的派生原则，有些学者则把它归入罪刑法定的内容中，而我认为派生本属一词同义的派生，也就是从一词的基本意义引申出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派生意义，这种派生的意义与基本词意是同一属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对立或相背的关系。再者罪刑法定的原则的内容应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刑”，而不是其它。因此本文中没有采取后两种提法，而将其称之曰罪刑法定原则的排斥原则。
（一）排斥习惯法原则
罪刑原则要求在进行刑事审判时，必须依据有明文规定的法规作为刑法的法源。这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刑“的当然结论。《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35条规定：”在作有罪的宣告时，必须指明………适用的法令。“但在一定的情况下，却又不能不适用习惯法，以作补充。首先，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方面，有的法律规定的不够明确或未作规定。《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23条规定的妨害水利罪，成为妨害对象的水利，虽然必须是属于他人的水利权，但这种水利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属于他人的水利权，但这种水利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根据习惯来认定。其次，在违法的内容方面，也有必要适用习惯作补充规定。比如，在犯罪者的主观责任内容方面的故意、过失等要素，往往是以社会一般习惯作为判断的客观标准。再次，关于刑罚的量定，由于刑法对自由刑、财产刑的成文规定范围宽广，法官有较大的裁量余地，在裁量刑时很可能根据习惯、文化观等量字刑罚。
（二）刑法无溯及力原则
所谓刑法无溯及力，就是指根据某行为实施时的法律规定不认为是犯罪行为，但是根据实施该行为以后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新法是犯罪的，不能以新法定该行为为犯罪，处于刑罚。因此刑法无溯及力也称“事后法的禁止”。如1810年《法国刑事典》第4条规定：“不论违警罪、轻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实施犯罪前未规定之刑处罚之。”这是因为行为人只根据已经施行的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所以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必须预告由法律规定犯罪与刑罚并公之于众，以便让人们所遵循。否则，如果以行为后施行的刑法为依据处罚施行前的行为，这对行为人实际上是“不教而诛”。不仅如此，刑法“溯及既往”还会令人们无法知道自己的行为今后是否被定罪处罚，不免惶恐不安，畏首畏尾，这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所以刑罚法规，只能对其施行以后的行为适用，而不能溯及适用于施行前的行为，这也是实质的人权保障的要求。
刑法无溯及力这一原则并不是绝对的。适用新法旧法，都不排队西方刑法理论一贯主张的有利被告的原则。因为刑法无溯及力的理由是刑法的溯及适用有害于法的安全性并有非法侵害个人自由的危险。世界各国的立法普遍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作为一种例外原则。即原则上适用行为时的旧法律，但新法律处罚较轻时适用新法律。例如，我国刑法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第四章’第八节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三）禁止类推适用原则
罪刑法定主义认为刑法中的类推适用，意味着法官先例立法权，是新法律的创制，这是与罪刑法定主义不相容的，应排除于罪刑法定原则之外。法官创制新的法律，意味着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混同，失掉立法与司法各自独立，相互制约的作用，与罪刑法定主义的三权分立理论相违背，应为罪刑法定主义排斥。再者，类推适用与刑法的保障功能是相矛盾的。公民不能根据刑法的明文规定，预先知道什么行为是犯罪，并应受到处罚的，以约束自己的行为，却因为实施了法律无明文规定的行为而被定罪判刑，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公民也往往难以找到为自己的行为不应受处罚而辩解的法律依据，不仅如此，类推适用与心理强制说也是不相容的。
关于类推适用存废的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我认为对这一问题应采取历史的观点。在我国刑法还不够完备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从保护社会和人民利益免受危害出发，保留类推是必要的。比如，我国1979年刑法就曾规定类推制度，但1997年刑法又废除了类推适用。这是因为我国经过了17年司法实践经验，使刑法更加完备，具备了取消类推的客观条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与保障功能的统一，我国的人权保障制度在刑法领域的进一步完善，同时也与世界刑法改革潮流趋于一致。有人认为取消类推制度，一旦出现刑法无明文规定的危害行为，按照现有刑法对其不能定罪处罚，岂不是放纵了罪犯。我认为，这种担心不是毫不根据的。但是，应当明确其一，既然法律未规定该种行为是犯罪，就不能说是放纵了犯罪分子。其二，刑法不是对付一切危害社会行为的唯一必要手段。对有的行为依法不能定罪，可以采取其它方法处理。其三，必须改变对个别人不定罪判刑就是放纵或便宜了犯罪分子的观念。要看到，严格执行罪刑法定原则，似乎个别得到了便宜。但是，却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增强了法律的安全价值和保障机能，也使司法机关在群众中树立了严格依法办事的良好形象，这比背离罪刑法定原则处罪个别人的意义重要得多。
（四）禁止绝对不定期刑
根据罪刑法定的要求，对一定犯罪的刑种、刑名和刑罚幅度都必须用明文确定下来。如果对一定犯罪的刑种、刑名和刑罚幅度不作规定，那么，罪刑法定的“刑”就等于一个空白。另一方面，如果把刑种、刑名和刑罚幅度，这样的法定刑就会成为死板一块，把具体条件要作具体分析的量刑方法方法僵硬化，把体现刑事政策的路子堵塞住。因此，这里我们反对的是绝对不定期刑，而非相对确定期限的刑罚。绝对不定期刑是指法官在判决时，只宣布罪种罪名、刑种刑名，不宣布确定的刑期，在刑之执行过程中，行刑管辖官根据犯人的履行效果来决定其刑期长短。相对确定期限的刑罚是指给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让法官根据每个案件的不同情况自行决定将要执行的刑期，并由法律规定一个量刑幅度，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定的限制，使法官只能在这个量刑幅度内决定应该执行的刑期。相对确定期限的刑罚既符合罪刑法定的票针刑种、刑名和刑罚幅度都明文规定了下来，又给法官留有相当的裁量的余地，能够体现刑事政策的，因而为国家的法律所肯定。但是，不定期刑，把确定实际执行的刑罚期限长短的主动权，交给了犯人本身，使犯人在希望中，在不断努力向善的心情中来服刑。就这一点来说，不定期刑制度，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日本少年法第52条就有如此规定。不过，这也就意味着可能无尽期地被拘禁或过于长期的被拘禁，完全失掉罪刑相对均衡的意义，也失掉了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机能的初衷。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宏州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办法》的通知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德政发〔2006〕120号
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宏州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直各单位：
《德宏州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办法》已经州电力设施建设领导小组讨论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二○○六年六月十二日
德宏州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电力生产和建设的顺利进行，维护公共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云南省供用电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州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的规划、建设、运行和保护，适用本办法。前款所称电力设施包括发电设施、变电设施、电力线路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电力设施建设包括电力设施的新建、改建和扩建。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工作。各电力主管部门应做好本辖区内的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的监督管理；各级公安、工商、建设、林业、规划、国土、水利、交通、城市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协助电力主管部门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 电力设施的规划、建设应当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依法保护耕地、合理利用土地、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则，适度超前发展。
第五条 电力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阻碍电力设施建设和危害电力设施安全。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支持电力设施建设和保护电力设施的义务，对危害和破坏电力设施的行为，有权制止并向电力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电力主管部门对保护电力设施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物质奖励。
第六条 各级电力管理部门保护电力设施的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本办法及根据本办法制定的规章的贯彻执行；
(二)开展保护电力设施的宣传教育工作；
(三)会同有关部门及沿电力线路各单位，建立群众护线组织并健全责任制；
(四)会同当地公安机关，负责所辖地区电力设施的安全保卫工作。
第七条 各级公安机关负责依法查处破坏电力设施或哄抢、盗窃电力设施器材的案件。
第二章 电力设施的规划
第八条 州、县(市)电力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编制电力设施建设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城市、乡镇建设总体规划。经批准的电力设施建设规划，不得随意更改。
第九条 电力设施建设规划的编制应遵循下列规定：
(一)统筹兼顾，综合布署，合理进行规划建设。
(二)遵循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原则。远近结合，一次规划，分期实施，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对用电的需求为目的。
(三)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突出位置，提高用电的安全性、可靠性。
(四)结合电网实际情况和用电需求的发展，优化和加强电网结构，满足有关规程和导则规定要求。
(五)节约用地，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原则上尽量不占用或少占用农田保护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电力设施建设的选址、选线、电源布局应科学合理。
(六)规划的变电站应尽量接近电源及电力负荷中心。
(七)架空输电线路应尽量沿城市边缘地带架设，不得穿越市中心区，不得跨越已建和已批建的储存易燃、易爆物品仓库的区域，不得跨越水库土坝保护区，并尽量避开已建和已批建的建筑物、构筑物。
(八)城市中心区主、次干道的新建输电线路，应规划为电缆通道；现状110千伏以下架空输电线路，应逐步改造成电缆通道。
第十条 州、县(市)规划管理部门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预留相应输电线路走廊；审批输电线路走廊，应划定保护区范围。同一输电线路走廊须经多个管理部门审批时，由同级规划管理部门牵头协调。
第十一条 电力电缆通过铁路、公路、航道(水道)、水利工程设施的规划设计，应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电力电缆可以通过桥梁，规划、设计桥梁，应当按照电力设施建设规划和相关设计规范，预留相应的电缆通道。
第十二条 经依法征用、划拨的电力设施建设项目用地和依法划定的输电线路走廊、电缆通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或改变其性质。非电力设施建设单位因建设需要，确需对已规划或在建的电力设施用地及输电线路走廊的位置进行调整的，应征得电力主管部门同意，并报规划管理部门批准。电力设施所有者的合法权益由此受到损害的，有权获得赔偿。
第三章 电力设施的建设
第十三条 电力设施建设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电力设施建设规划的要求，适应电网负荷增长的需要。
第十四条 架空电力线路一般不得跨越房屋。特殊情况需要跨越房屋的，电力设施建设单位应当与房屋所有者达成协议，采取相应安全技术措施后，方可施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增加被跨越房屋的原有高度。跨越房屋的物体高度或房屋周边延伸出的物体长度必须保持符合规定的安全间距。
各级电压导线在计算导线最大风偏情况下，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如下：
1千伏以下 1.0米
1-10千伏 1.5米
35千伏 3.0米
66-110千伏 4.0米
154-220千伏 5.0米
330千伏 6.0米
500千伏 8.5米
第十五条 电力设施建设项目征用土地，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由州、县(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会同电力主管部门依法制订征用土地补偿方案，经公告并报批准后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州、县(市)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电力设施建设项目用地的面积计算，以合法的勘界面积为准。
第十六条 架空输电线路沿线的杆、塔基础所占用的土地，电力设施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土管理部门制定的标准办理土地永久性占用和补偿手续。
第十七条 新建、扩建电力设施和部分改建电力设施，应按基建程序办理报建手续；占用、挖掘道路，应办理有关手续。电力设施建设项目设计及实施应与周围已建设施保持符合规定的安全间距。电力设施建设项目在实施中，因满足施工条件或保持安全距离的要求，需损坏、铲(拆)除用地外的作物、附着物，以及迁移、拆除其他设施或者要求其他设施所有者采取相应安全技术措施，依法应当给予补偿的，电力设施建设单位应按照规定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偿。
第十八条 电力线路需跨(穿)越铁路、公路、桥梁、航道(水道)、水利工程设施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单位应当给予配合、协助。跨(穿)越线路设计应当满足有关规程、规范及技术要求。电力设施建设单位应于工程实施前，通知有关部门采取安全措施，所需费用由电力设施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九条 架空电力线路穿越林区应砍伐出通道。通道宽度为拟建架空电力线路两边线间的距离和林区主要树种自然生长最终高度的两倍之和。通道内不得再种植树木等高秆植物。电力设施建设单位占用林地、砍伐树木，应当依法办理占用、砍伐手续，并达成补偿协议后，方可进行。
第二十条 因条件限制，输电线路走廊确需穿越已批建用地并影响土地使用或性质的，电力设施建设单位应当对土地使用权者进行补偿，补偿标准由电力设施建设单位与土地使用权者协商。各类开发区应当预留电力设施建设用地，经规划管理部门划定的输电线路走廊通过开发区的，除属前款或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情形外，应当无偿提供便利条件。
第二十一条 依法征用的土地经公告或依法划定输电线路走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抢种的作物或抢建(含扩建、叠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均不列入补偿范围。
电力设施用地属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补偿：
(一)超过土地开发建设年限未经政府批准延长的闲置土地；
(二)土地使用权者无法提供合法的土地使用权权利证书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不予补偿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电力设施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电网电量需求情况，科学合理布设配电线路。配电线路的设计、施工，应当符合电力规程、安全技术和环境保护要求。
第二十三条 电力设施工程建设按国家招标投标的有关规定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工程建设材料、设备；不得阻挠施工单位拆除废旧电力设施；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扰、阻挠、破坏电力设施工程建设。
第四章 电力设施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区
第二十四条 架空电力线路的保护区：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架空线路保护区边缘距离导线的最短距离为：1～10千伏4米；35～110千伏6米；220千伏8米；500千伏10米。
第二十五条 电力电缆线路的保护区：
(一)地下电缆为电缆线路地面标桩两侧各0.75米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
(二)江河电缆一般不小于线路两侧各100米(中、小河流一般不小于各50米)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水域。
第二十六条 电力设施附属的输水、输油、输煤、排灰、供热、送气管道保护区为发电厂、变电站外专用电力管道侧面向外延伸3米所形成的区域。
第二十七条 电力专用通信线路、通信电缆、光纤电缆、微波塔、微波站等及有关设施的保护，按照国家保护通信线路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电力设施的保护措施
第二十八条 州、县(市)电力主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电力设施所有人或其委托的管理人采取下列措施，保护电力设施：
(一)建立电力线路沿线群众护线组织，或委托电力线路沿线的市、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建立群众护线组织，并加强对群众护线组织的业务指导；
(二)在林区及城镇、厂矿、学校、车站、码头、集贸市场等人口密集地段和人员活动频繁地区的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区界上，应当设立标志，并标明保护区的宽度和保护规定：
(三)在架空电力线路穿越国道、省道和车流量较大的县道及铁路、航道、桥梁、水利工程设施的重要区段，应当设立标志并标明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宽度和导线距穿越物体之间的安全距离。
(四)在电力线路设备平台保护区的区界上设立安全标志。
第二十九条 电力设施所有人或其委托的管理人应当对所管理的电力设施定期进行巡视、维护、检修，落实技术防范措施，及时排除故障，处理事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或故意延误。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一般不得在距离电力设施周边500米(水平距离)内进行爆破作业。因生产建设的要求确需进行爆破作业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安全措施，征得电力设施所有人或其委托的管理人的书面同意，并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后方可进行。在规定范围外进行的爆破作业必须确保电力设施的安全。
第三十一条 禁止在下列范围内取土、堆物、打桩、钻探、开挖或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
(一)1O一35千伏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基础外缘5米；
(二)110-220千伏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基础外缘8米；
(三)500千伏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基础外缘10米；
(四)变电站、发电厂围墙外缘10米。
在前款规定范围外取土、堆物、打桩、钻探、开挖的，应遵守下列要求：
(一)预留出通往杆塔、拉线基础供巡视和检修人员通行的维护通道；
(二)不得影响基础稳定，对可能引起基础周围泥土、砂石、岩体垮塌的，应负责修筑坡堤进行加固；
(三)不得损坏电力设施接地装置或改变其埋设深度。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电力设施所有人或其委托的管理人同意，不得实施以下行为：
(一)在电缆保护区及发电设施附属的输水、输油、输煤、排灰、供热、送气管道等保护区内取土、使用机械掘土、堆放杂物或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
(二)在电缆管道内埋设其他管道；
(三)同杆架设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线、电视接收线、安装广播喇叭或悬挂广告牌等物体；
(四)擅自建设、安装变电设施、器材，拉接电力线路及使用电器。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变电站和发电厂周边500米以内、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建设易燃易爆污染厂矿和仓库；不得在发电厂、变电站区及围墙外缘500米以内、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烧窑、烧荒及堆放或焚烧垃圾、杂物等。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的行为：
(一)扰乱发电厂、变电站生产和工作秩序，移动、损害标志物；
(二)危及输水、输油、供热、排水、排灰等管道(沟)的安全运行；
(三)阻碍进站、进厂道路的畅通及使用；
(四)向电力线路、变电站投掷物品；
(五)在变电站围墙外缘300米，架空电力线路两侧各300米内放风筝、镀膜气球等；
(六)其他危害发电、变电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兴建建筑物、构筑物。
第三十六条 公用工程和其他建设工程后于电力设施建设的，与相邻电力设施的间距必须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不得危及电力设施的安全。公用工程和其他建设工程在新建、改建或扩建中，可能妨碍或危及电力设施安全，需采取安全措施或迁移电力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与电力设施所有人或其委托的管理人达成协议后方可施工，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三十七条 符合电力设施安全距离的相邻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因扩建、改建而影响电力设施安全，需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或迁移电力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与电力设施所有人或其委托的管理人协商，达成协议后，方可施工。
第三十八条 发生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而严重影响电力设施安全等紧急情况时，电力设施所有人或其委托的管理人应当采取相应安全技术措施，有权修剪或砍伐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树木等高秆植物、开挖地面或排除其他障碍，并于二十四小时内告知有关部门，及时补办手续。
第三十九条 对不符合安全距离规定的树木等高秆植物，其所有者应当在限定期限内予以修剪或砍伐。拒不修剪或砍伐的，由电力设施所有人或其委托的管理人自行修剪、砍伐，所需费用由其所有者承担。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新种植或自然生长的、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树木等高秆植物，由电力设施所有人或其委托的管理人予以修剪、砍伐，并不予支付树木补偿费、林地补偿费、植被恢复费。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和供电安全的树木等高秆植物。根据城市绿化规划的要求，园林部门在已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必须种植树木的，应当征得电力主管部门同意，种植低矮树种，并负责修剪，保持树木自然生长最终高度与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之间的距离符合安全规定。
第四十一条 严禁非法出售、收购废旧电力设施器材。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中的电力线路，系所有电压等级架空输配电线路和电缆线路的总称。输电线路走廊，指在计算导线最大风偏和安全距离情况下，35千伏及以上高压架空线路两边导线向外侧延伸一定距离所形成的两条平行线之间的专用通道。电缆通道，指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电缆保护区。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电网规划建设领导小组会议讨论通过后报州政府批准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