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吕春野
［摘要］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自古就是中西方法学所探讨的热点，围绕着两者之间的关系，西方法学诞生了许多的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自然法和分析法为代表，而在中国的法律进化中，主要表现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儒家的道德精神直接体现在法律中。法律和道德既有相同点，也有区别，正确的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各国的立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道德的含义 联系 区别 价值冲突
要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必须先理解道德的含义。笼统的说，一提起道德，人们毫无疑问的会将它与善良，美丽，正义，光荣等联系起来，和法律一样，也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通过社会风俗，人们的内心信念来实行。所以将道德理解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源于风俗和习惯，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之间主要靠风俗习惯调整的，从食物分配到婚姻缔结，都体现了风俗习惯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社会关系愈变得复杂，单纯的靠风俗和习惯已不可能完全调整，因此道德便产生了，所以道德的产生并不是抽象的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更不是来源于宗教神学，而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哲学上将道德划入上层建筑，是维护本阶级经济基础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习惯风俗和道德去调整全部的社会关系已不可能，社会需要更有力，更广泛的标准和规范去调整，法律便应运产生。法律的出现，并不是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调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调整方式，调整范围上也有着局限性，道德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法律与道德彼此都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
道德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与其内容和特征是分不开的。单从其内容上讲，道德具有价值性。价值，即善，美，正义，光荣，公正等，这是道德最高层次的内容，也是评价人们意愿和行为分得最高标准[1].西方法学中，自然法学派以价值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律，探寻法律时，便更多的将其与道德联系起来，可见道德对法律的评价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道德与习惯的重要区别，看二者是否有价值评价的作用。
道德除有价值性以外，还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道德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比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所表达的北美资产阶级对英国统治的道德批判，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道德批评等，都深刻地体现了不同阶级道德对立。第二，道德具有物质制约性，前面提到道德的产生和物质基础是分不开的，它是由社会物质基础决定的，物质基础的变更与发展，道德的性质与内容也相应发展和变更。第三，道德具有共同性，主要体现其内容上，因为道德所具有的正义，善良，美丽等内容符合人们的价值观，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比如，尊重人的尊严与平等，保护环境，互相尊重，拾金不昧，互相帮助等，随着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交往日益密切，道德的共同性也会更加的集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意识，中国法律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儒家化的过程，因此，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也就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因此儒家思想中“德主刑辅”的观念也就体现在中国后世的法律中。例如，孔子认为，好的法律体现一种仁爱精神，另外，它必须起到维护孝道的作用，他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即是对抗当时株连亲属的非人道法律原则的，强调了血缘亲情及孝道的价值。?汉律?中的“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即把“父为子隐”的道德法律化。荀子说：故非礼，是无法也。（?荀子•修身?）。礼，就是道德，意思是说，不合乎礼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也就是说真正的法律必须体现一种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就是“礼”，因此中国封建法制便是一种礼法。
在西方，不同于中国。中国是农业大国，能够自给自足，然而西方民族众多，彼此相邻，各国联系主要靠商业，西方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因此调整商品经济领域的私法便十分发达。人们更希望能够在一个自由，平等，公平的环境下自由生活，因此，具有自由，平等，公平精神的道德便推动了法律向这一方向进化。例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在不公平竞争中，近年来由法院和立法机构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必须归因于道德感的增强和提升，以及由此而盛行的这样一种观念，即商业社会必须依靠比道德谴责更为有效的保护手段才能抵制某些应受指责的毫无道德的商业行为。此外，在欺诈性广告领域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2].他认为，一些商业道德是应该赋予法律强制力的。一个最基本的民法原则或商法原则，将一种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因此，从西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西方的法律进化是成功的，至今为许多东方国家所借鉴。
前面，我们谈论到中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不同的发展模式，那么法律与道德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表现在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即目的相同，法律与道德同时作为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同时又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历史性，它们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其次，法律与道德在功能上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同属于社会精神文明范畴，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下作用也不相同。以我国为例，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统治者一般比较重视道德的作用，以感化被统治者，然而在暴乱的年代，统治者会更多的采用法律手段来镇压反抗，可以看出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屏障，法制不健全，社会秩序紊乱，导致道德沦丧，反之，如果法律公正严明，平等，同样也可以促进道德教化作用，同时，法律对道德的实施也起到辅助作用，道德通过社会舆论和个人信念保证法律的遵守，同时也可促进司法和执法的公正。道德是预防犯罪的手段，刑罚则是事后的惩罚，道德教育的宣传也可减少犯罪率。一般来讲，违法犯罪的人，有的虽然法律观念不强，但更多的是道德沦丧如杀人，抢劫，纵火等犯罪，大多没有人权观念。盗窃的犯罪大多是想不劳而获，而贪污，渎职等是没有社会责任心或职业道德。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还表现在内容上的趋同。前面，已经提到最早的法律是由道德演化而来，现在，法律与道德相互独立，但法律仍然以道德为基础，法律将道德规范转变为法律规范，把积极的道德标准规定为法律应遵循的准则。如，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前面论述到的商业中发不正当竞争原则，公平原则，尊老爱幼原则，这样原本体现在道德中的义务通过立法予以实现。同时，法律也将某些消极的道德义务通过立法的形式禁止，如禁止诈骗，作伪证，贪污受贿等，违反这些道德，也就违反了法律。因此，一般人仅凭道德常识就可以知道哪些是犯罪行为，哪些不是犯罪行为，不能总是以法盲来解释犯罪的原因，大多数犯罪更是道德沦丧。另一方面，某些法律规范反过来也是一种新的道德规范。如“不许闯红灯，禁止违章建筑，相邻关系等也是一种社会公德。法律禁止黑市交易，禁止不正当竞争，禁止出售假冒伪劣商品，遵守这些规定也是一种商业道德。
法律与道德虽然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某些方面具有共同之处，但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上层建筑，不能将法律完全等同于道德，当然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如果把所有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那么法典便成了道德法典，这恰恰不利于人类的进步，因此法律与道德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法律与道德产生的历史与方式不同，从产生的历史过程看，法律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没有法律，而道德风俗则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任何社会都有的行为准则，另外，道德随民族，种族，宗教，习俗的不同而不同，而法律在一国或一定区域内，则是统一的，从他们产生的方式看，法律是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修改和废止的，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才能将本阶级的意志转化为具有国家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而道德则是由人民长期的生活习惯转化而来，法律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更多的依靠社会舆论和人民内心的信念良知来遵守[3].
第二，法律与道德适用的范围不同，法律是划分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标准，道德则主要是划分善与恶的界限，这两种界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互相重叠，也可以互相独立，有多种情况：（1）道德所否定的法律也是禁止的。如杀人，放火，投毒等一系列犯罪行为。（2）某些道德规范不否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过失犯罪。（3）道德规范所肯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在封建社会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或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恶法。（4）道德上不提倡，法律却许可，如：离婚，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受家庭暴力迫害而提出离婚，现代法律和道德都是支持的。
综上所述，法律与道德所调整和适用的范围，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单就与道德相关的法律而言，这一部分一般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遵守这些法律规定，是道德的起码义务，但是法律不干预或是无法干预道德可以干预。如个人操守品质或是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适用的范围比法律广。那些与道德无关的法律，非道德所能调整，只能由法律调整。如新崛起的经济法律，行政法律，环保法，有的只是程序性的规定，与道德关系较少，或是没有关系，这些法律不像刑法那样仅凭道德就可以判断，因此，从这方面看，法律所调整的范围比道德广。当然，在调整人与自然的法律中，如环保法，并非完全与道德无关，由于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对自然的态度被认为是一个新的道德问题。如乱砍滥伐，大气污染等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也为道德舆论所谴责。总之法律和道德都随人类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发展，调整的范围日益扩大。最后，后果不同，违法道德无非引起两种后果，一是惩罚，在原始社会没有法律，只有道德风俗习惯，原始社会人们自然部落都会形成一些禁忌，他们视违反禁忌为罪，对违反者往往施以各种各样的惩罚，如忏悔，驱逐。二是良心的谴责和社会舆论压力，每个人的良心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如果个人不存在这种良心，甚至无视社会舆论，那么道德规范自然无效。例如，面对一个落水者，一个人有能力抢救而不去实施抢救，如果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无不妥，那么道德对他而言就失去了作用。有时候个人的良心不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而在另一时期，而在另一时期又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而法律则不同，它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当个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并不必考虑违法主体的承受能力，只需根据准则适用法律，做出评价而已，违反法律就要承担法律后果，受法律制裁。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并非完全在强制力的有无，道德的强制力，可以借助社会无形的压力，迫使人民履行道德义务。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说明，法律不是万能的，保障法律实施的强制手段也不是万能的。法律其固有的局限和短处，需要由道德辅助和补充，我们要充分利用法律与道德两种机制加以调整，以形成和维护有序高效公正自由博爱的社会生活方式[4].
人们通常会认为，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个人违反了法律也就违反了道德，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他们固然有许多相同点，但毕竟二者性质不同，受民族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表现最强烈之处就是二者的价值冲突。
从中国历史上看，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表现尤为剧烈，而对这一冲突的解决往往是法律屈从与道德，在《后汉书》中记载这样一个案例，桥元任齐国丞相时，一孝子为父亲报仇而杀了人，被囚与狱中，桥元得知此事，为其孝行所感动，欲将其释放，但尚未办理此事，主管此案的县令，路芝依法论罪把杀人犯处死了。桥元一气之下便把县令杀了，理由是县令为官酷暴，此案实在耐人寻味，依法办案的县官成了罪犯，被处以死刑，而杀人犯却成了应受宽恕的孝子，受到同情。在道德与法律的天平上，人民明显的把情感的砝码加到了道德的一边。还有一案，在民国时期，烈女施剑翘的父亲参加直奉战争，不幸被孙传芳所俘，孙传芳残忍的杀害了他。时年，二十岁的文弱女子施剑翘立志报仇，精心策划，终于于1935年在天津将孙传芳击毙，然后从容自首。当时的社会舆论无不同情她的行动，一些社会名流如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等纷纷联名上书，要求法院赦免她的罪行。看来道德高于法律的传统一直在中国根深蒂固。今天有关“大义灭亲”的案例也反应了道德的冲突。而在古代，这种冲突是不存在的，今天的法律是不允许大义灭亲的，即使这样，大义灭亲往往是法官量刑时酌定从轻的情节。
而在西方有时候却恰恰相反，人民追求法律的正当性高于道德，而走向极端。如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中，所有的证据和杀人动机都能证明是辛普森干的，就是因为警方取证不合法，违法程序法，而且现场所发现的凶手的作案手套与辛普森的手的型号不一样，法庭判辛无罪，虽然“合法”但却为社会道德所不容。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是必然的，它受多方面影响，有时社会也发展的同时，道德亦随之发展，但法律却相对滞后，容易产生冲突。再者，一国移植他国法律，造成现在法与原来的社会道德相冲突，但归根到底，我认为法律与道德之所以会冲突，就是因为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他们固然有一致的一面，但他们的价值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如果是一一对应的，那么法律与道德就会没有区别，就像前面所讲，法典会变成道德法典，社会没有强制力的约束，陷入混乱。
法律与道德的价值冲突是必然的，虽然不能完全消灭这种冲突，但尽量应将这种冲突降至最低。首先，道德的建设应与法律的建设同步进行，在立法改革中考虑道德因素，使法律不偏离道德主流。其次，在移植法律过程中，注意与本民族国情相结合。再次加强法制宣传使民众的思维从道德层面升至法律层面。
因此，怎样是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才是最关键的。法律所体现的道德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道德又具有法律的性质为人民所遵守，才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最完美的诠释。
参考文献
[1]张文显 著《法理学》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
[2]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法理学 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张文显 著《法理学》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
[4]郭道晖著《法理学精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农村建房用地管理的暂行规定
福建省政府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农村建房用地管理的暂行规定
福建省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制止乱占滥用耕地，保证农业用地和适应农村建设的需要，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土地政策，法令，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是一切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是我们的国策。我省人多地少，耕地十分珍贵，管好，用好土地，是各级人民政府和全省人民的重要职责。省、市、县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
要指定主管部门，对土地实行统一管理，并把它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担当起来。
第三条：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社员承包的土地，及自留地、饲料地、自留山、宅基地，只有按规定用途使用的使用权，一律不准买卖，变相买卖、出租和擅自转让；也不准擅自在承包的耕地、果园和自留地上建房、修墓、起土、烧砖瓦等。
第四条：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社队基本建设用地和社员的住房建设用地，都必须珍惜土地、节约用地，除少数确需的按规定审批许可外，一律不许占用耕地。
第五条：列入计划的国家和地方建设项目用地，应充分利用荒山、荒地、空地。确需征用耕地的，也要严加限制，认真执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有关规定，严格审批手续。制止征而不用，多征少用，未征先用。城市郊区菜地和鱼塘，尤其要从严控制，一般不得征用。
第二章 农村社队建设用地
第六条：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兴办社队企业、事业和公共设施，必须从有利发展农业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村镇出发，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充分利用荒地、杂地、空地、宅基地和山地，尽量不占耕地、果园。
第七条：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举办企业，事业需要占用耕地和果园的，必须根据县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文件和占地平面布置图，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占用耕地、果园一亩以下的（不含一亩）由人民公社审核，报县土地管理部门批准；一亩至二亩（不含二亩）由县人民政府批准
；二亩至三亩（不含三亩）由地区行署批准；三亩以上的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公社、生产大队企事业占用生产队的山地、荒地的，必须按照国家基建征地规定办理手续。占用耕地的单位，有条件的应在保持水土，保障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开荒造地，以补偿、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凡在城镇
近郊新建社队企业、事业，其建设地点，要同时征得城镇规划管理部门的同意。
第八条：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举办企业、事业经批准需要占用耕地的，必须与地权所有单位拟定合理负担的协议。一般应调剂土地，不能调剂土地的，要给予合理补偿，由社队企业利润或由受益社队公共积累中支付。
社队各种建设用地，国家不调整粮食购销指标和经济作物收购基数，应在公社、大队范围内根据受益情况作适当调剂。
第九条：农村社队砖瓦窑，应建在非耕地上。已建的砖瓦窑占用耕地，应由县社队企业主管部门进行清理。经批准继续生产的，其占用土地的数量由公社审查，经县土地管理部门审核后，报县人民政府批准。不准继续生产的，必须立即封窑，拆迁。必需在耕地中取土的，也应按上述规
定，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并保存好表土、挖土后要及时平整恢复利用，不准废弃。
发展淡水养殖要尽量利用现有水面，不要毁田造塘，个别确需占用耕地的，事先必须经过县一级水产主管部门的可行性研究，认可后，按规定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山采石，必须向所在公社办理申报手续，经县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在规定的地点和范围内作业，抢修水毁工程，可先征得所在公社同意后，补办审批手续。在城镇、文物、古迹、风景区及国营公路、桥梁、水利和水电设施附近开山采石，必须报县人民政府，按
国家有关规定审核批准。开采后要搞好水土保持，不准破坏自然资源，影响农田水利和道路。
第三章 社员住房建设用地
第十条：各级政府要把村镇规划和建设摆上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作出部署，定期检查。各级建委、农委和其他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大力协同，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在统一规划下，搞好村镇建设。
第十一条：农房建设，要贯彻“全面规划，正确引导，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因地制宜、逐步建设”的方针，在人民公社领导下，在农业区划的基础上，本着相对集中、合理布局、节约土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合乎卫生的原则，由生产大队、生产队统一规划，社员大会通过，人民
公社审查，报县、市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城市郊区大队、生产队社员建房规划要同时征得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的同意。没有制定建房规划的，或规划未经审批的大队、生产队的社员，不准擅自建房。
第十二条：社员修建住房，要服从规划，尽量利用宅基地、空地、荒地、山坡地等，不占耕地（包括自留地）、果园。城市郊区，农村集镇，平原地区和地少人多的地方，提倡建楼房；山区，提倡依山建村。在统一规划社员建房用地时，先解决无住房困难户用地，后安排住房拥挤户用
地。凡住房够用者，不安排用地。社员建房应向生产队申请，要经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通过，人民公社审核，报县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如确需占用少量耕地（包括自留地）、果园的，必须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按国家征地补偿标准向生产队缴纳补偿费。
第四章 对违反本规定的处理
第十三条：自本规定公布之日起，违反本规定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进行处理。
（一）买卖或变相买卖土地（包括宅基地、自留地、饲料地、自留山）是违法的，一律无效。要没收全部价款，并对买卖双方处以罚款，土地由集体收回。
对为首策划买卖集体土地的、转手倒卖土地牟取暴利的，要从严处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二）未经办理审批手续擅自占用耕地、山地、果园及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饲料地、自留山建造房屋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赔偿经济损失、罚款、折价归公、限期拆除、没收等处理。
（三）对违反批准权限、擅自批准征用或占用耕地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拒绝办理征地手续，并向上级机关控告，对有关人员要追究行政责任。
（四）对拒不执行征用耕地的规定，不按规定归还借用土地的，要负责赔偿经济损失。因擅自建造住房损害农副业生产、农田水利设施或严重影响城乡交通和公共卫生的，要限期拆除，并负责赔偿经济损失。
（五）对农村社队各级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在办理审批动用耕地过程中，利用职权、接受贿赂、徇私舞弊的，要从严从重处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对上述违法行为的处理，凡给以罚款，没收、赔款等经济处罚的，由县以上土地管理部门决定；给予行政处分的，按干部管理权限，由主管部门决定；追究刑事责任的，由政法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对本规定公布之前，非法买卖或变相买卖的土地，和一九八○年三月以后，未经审批擅自占用耕地建房的，要先进行认真清理，分别情况，作出处理。对在此以前一些情节严重，群众意见大的违法占地事件，也要清查处理。处理原则，可参照本规定办理。
社员之间买卖的土地，凡是未建房的，必须退地还款；未经办理申报审批手续强行围基占地的，要自行拆除围基，退还耕地；已经建房的，参加第十三条（二）项规定处理。对少数凭借权势侵占耕地建房，包括给子女建房的干部要从严处理，不仅要没收其房屋，而且要给予处分。
不准任何单位擅自租用、占用生产队的耕地，凡租而未用的，一律退回生产队；已占用的，限期退还。
第十五条：对违反本规定的罚款、没收等款项，要上缴同级财政，用于当地造地，不得移作它用。
第十六条：对于检举，揭发违反本规定行为的有功人员和单位，应根据情况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违反本规定受经济制裁或刑事处理、行政处分的单位或个人，对处理不服，可以申诉，由上级主管部门或上级人民法院裁决；拒不执行的，要加重处理。
第十八条：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本规定适用于农村村庄和集镇。县城和设镇建制的镇不适用本规定。省人民政府过去有关农村建房的规定，如有与本规定不符的，以本规定为准。各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本规定，结合当地具体的情况，制订一些补充规定和实施细则。
1982年3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