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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法哲学论》

2000年10月30日 09:44 吕世伦 文正邦


序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法哲学论》，绝非出自一时的心血来潮。毋宁说，它是我们适应现代法律科学、尤其是理论法学发展的迫切需要，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究而积累起来的成果。本书被列为"国家人文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当下，世界正处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交接时期。回顾已经过去的百年来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如同其他科学一样，法学是沿着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进展的：一是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强化。如法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产生法社会学，法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产生法经济学（经济学法学）；而法学与哲学结合的尝试，则是更为久远的事实了。二是科学部门的分化越来越细致。如古已有之的法理论（理论法学），除了法哲学和法社会学之外，还解析出法学学、法史学等等。至于部门法学（应用法学），这种渗透与分化则更为显著。如民法学与行政法学的结合产生经济法学，刑法学分化出犯罪学、刑罚学、狱政学等，并且已经获得学界广泛的认同。法学的这种演变不是偶然现象，它同现时社会的疾速前进的步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状况的复杂化的实际需要相一致，因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面对这种科学发展之大势，我们深感到法哲学的建设确实是落伍了。对于法哲学而言，既没有完成法学与哲学的密切结合和相互渗透，更没有使之从理论法学中真正分化出来而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实际情况是，法哲学要么流于一种令人敬而远之的空洞的术语，要么同实证法律科学的法理学甚至法社会学混为一谈。察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清法哲学的特定研究对象，即法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恰恰这个特定对象，决定着法哲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包括理论法学体系中处于理论基础的重要地位。我们之所以打算写一本较为系统的法哲学的书，就是基于法律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对于法哲学的重要性的严肃认真的思考。

对于我们来说，撰写一部法哲学的专著是难度极大的。为此，我们不能不进行长期的理论准备和一点一滴积累创作的经验和成果。在我本人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与李光灿老前辈合编，法律出版社 1991年出版），《列宁法律思想史》（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等；探讨西方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修订版）》两卷本（与谷春德教授合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987年出版），《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纵向的学派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当代西方理论法学研究》（横向的课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黑格尔法律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989年出版）；探讨中国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现代理论法学原理》（与公丕祥教授合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国和西方法律思想比较研究》（收入《架起法系之间的桥梁》，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我第一次有勇气公开发表自己关于法哲学整体性看法的论文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论纲》（载《中外法学》 1992年第4期）。此外，还发表了一批其他相关的学术论文。本书的另一位主编即西南政法大学的文正邦教授，对于法哲学的探讨是颇受学界瞩目的。据我所悉，自改革开放以来，他在报纸杂志上撰写的、直接阐发法哲学的论文不下数十篇。在他编著的书和主编的《外国法学研究》期刊上，也广泛地涉及法哲学问题。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再者，读者从《法哲学论》的作者名单中可以知道，我先后带培的博士研究生们对该书的贡献也很值得称道。本着师生互学、教学相长的精神，我与他们彼此之间就法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多年的锲而不舍和反复的切磋，其中所形成的部分见解亦凝集于书中。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从《法哲学论》写作提纲的拟定到清样的校对，王振东副教授都耗费了许多精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熊成乾编审、张玉梅副编审，不仅在编书技术上给予我们精心和周到的帮助，而且又同我们一起就书中某些理论表述进行了有益的、启发性的商讨。我们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虽然《法哲学论》的付梓使我们受到一定的鼓励，但我们绝不把它当作什么重要的成就，更不敢妄称其中构筑了什么法哲学的理论体系，顶多只能说是我们在探索法哲学奥秘过程中的一个初步的记录。我们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法哲学研究的征途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有鉴于此，我们坦率地承认，书中的不成熟之处、欠当之处乃至错误之处，很可能比比皆是。我们恳切地希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无保留地提出批评。

吕世伦

1999年 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引 言

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而所谓彻底，就是触及事物的根本。恩格斯也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民族如果缺少理论思维（即哲理思维），既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也不可能跃居文明的顶峰。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坚持法学理论的彻底性和科学性，有助于培养和提升法律工作者的理论思维。因为法哲学是关于法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人类关于法的理论思维的结晶。它赋予我们以深邃的目光和高瞻远瞩的视野去探究法的根蒂和普遍性，体悟和追寻其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还可以使我们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经验得以用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的科学体系武装起来，为法律工作者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铺路搭桥，开辟广阔天地，避免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工作能力。显然，这些对于我国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发展和走向现代化，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许多复杂的法理问题，若深入探究下去往往就是哲学问题；法律实践的指导原则和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归根到底也涉及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各个部门法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突破和创新，亦都有赖于相关的法哲学方法和理论之功力。因此，为了开创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的新局面，跃上新台阶，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值此世纪之交和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地发展和全面进步，更需要强化和高扬法学的科学理性力量和功能，以正确规划和顺利实施我国法制发展战略，总结和吸取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智慧，实现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和法学而努力，这些都离不开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

然而，法哲学的内容和体系博大精深，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和领域不仅极其深广，而且是异常复杂的。既不能图朝夕之功，求立竿见影之效，也不能企望有坦途和捷径，更不会有既定的方式和固定的模式以供达到绝对真理的体系。它乃是一个不断地学习、借鉴、探索、创造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法哲学研究出现了以下几种方式和途径：一是评介古今中外已有的法哲学遗产和成果，特别是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和近现代西方法哲学的研究和介绍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二是对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法律问题的法哲学思考，也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兴趣和注意；三是开展部门法哲学的探索和研究，如对刑法哲学以及诉讼法哲学等的探索和研究，并已出现了颇有分量的成果；四是尝试比较系统地构建中国当代法哲学，这正在热烈地探讨以及争论之中，人们提出了种种方案和设想，但尚未出现比较成熟的体系，因为这乃是最为复杂、艰巨和繁难的一项事业，也是我们开展法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我们谨愿以我们的探究，去迎接我国法哲学研究的新高潮。

文正邦
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发回重审探析

栾桂平


　　死刑复核是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核所遵循的一种特殊审判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二审程序中的发回重审制度，而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发回重审，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具体应用刑事诉讼法过程中以司法解释形式作出了具体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以及高级人民法院对死缓案件进行复核的过程中，发回重审被广泛应用。
　　实践中死刑复核发回重审大概可以将其分为四种类型：第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型——因原判决或者裁定认定的案件事实不清楚，定案证据不能形成严密的证据锁链，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或者证据本身未能查证属实，判决所认定的罪行有遗漏，或者认定被告人量刑情节的证据不充分及其他证据须要补充而被上级法院发回的。第二，“诉讼程序违法”型——因第一审或者第二审法院违反公开审判的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以及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而被发回的。第三，“适用法律错误”型——因原判决或者裁定混淆了被告人的犯罪性质，适用罪名错误，或者引用法律条款不当而被发回的。第四，“量刑不当”型——因对被告人是否应受刑罚处罚判断失误，或者处刑畸轻畸重而被发回的。
　　由于发回重审有以上四种不同类型，上级法院在发回重审时以及重审法院在审判发回案件时，所要关注的重点也就应当有所区别。发回重审适用的对象不同，所发挥的作用和效能也就有所侧重。当适用于一般案件，其着重显现的是纠正错误的一般功能；当适用于特殊案件，包括死刑立即执行或者死刑缓期执行案件，其限制死刑的特殊功能，则非常突出。发回重审的一般功能在于其否定原审法院及二审法院的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直接导致已经进行的诉讼活动归于无效，使案件回到初始状态，并重新开始法定的诉讼程序。就性质而言，它属于刑事诉讼“程序倒流”，即公安司法机关将案件倒回到前一个诉讼阶段并进行相应的诉讼行为。它既非一种案件审理方式，也非一种审级制度，是上级法院处理案件的一种方式。立法设置该制度，意图通过上级法院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由下级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进行审判，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强化下级法院的审判职能，促进下级法院查清案件的事实真相，进而作出公正裁判。这是我国“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必然要求。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特有的一项刑事司法救济程序，其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准确适用死刑，防止错杀；严格控制死刑，保证慎杀；防止和纠正适用死刑可能发生的偏差和错误，保障死刑判决、裁定的公正。发回重审在此语境中，无疑具有限制死刑的特殊功能。刑法上的死刑条文是纸上的死刑法律，而死刑司法是实际适用死刑法律的实践，是将纸面的法律条文变为法律现实的桥梁，是将观念中的死刑变为生活中死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严格执行死刑案件的证明要求和证明标准，充分过滤死刑、筛选死刑，有助于实现死刑司法限制死刑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过程中严格依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理，着力审查死刑案件定案证据的收集、保全、举证、质证过程，定案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着力查实证据链是否严密、周延，做到慎用死刑；重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审查案件证据体系是否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只能得出唯一结论的程度；是否属于“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通过上下级法院的共同努力，发回重审必然能够有效发挥限制死刑的功能。
　　纠正错误功能与限制死刑功能，两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我国刑事诉讼追求案件实体真实的诉讼理念下，纠错是发回重审基本的要求，也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基础。但在现代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之下，维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控制死刑已经占据刑事诉讼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位。纠正错误与限制死刑，两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
　　发回重审实质上是在原审判决、裁定出现错误时不得已采取的断然措施，必然影响到下级法院的形象，乃至法律的权威。因此上下级法院都应当慎重、严肃地对待每一件发回案件。


北安市人民法院　栾桂平